叔祖父在济南有了家，可是这个家没有男孩，只有秋妹一个女孩儿。那时，我父亲正在家乡的黄土地里玩耍。1917 年，父亲满6岁的时候，叔祖父和祖父商量，把他从家乡接到济南，为的是让季家独苗男孩好好读书，传承子嗣。祖父哥俩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给我父亲娶两房媳妇，农村里一房，城里一房。在农村的媳妇生的孩子（最好是男孩）归祖父，城里生的孩子（更希望是男孩）归叔祖父。这样，父亲就坐着驴车被祖父送到了济南城里。于是，济南叔祖父家就有了四口人：叔祖父母、女儿季惠林和我父亲。后来，父亲的小妹妹季淑林也来到济南，就成了一个五口之家。香妹没有进城，一直在农村生活，后来嫁到善董庄的董家。
父亲在城里读书、成长。他对济南至前往德国留学的这段时期的生活，有许多叙述，我不再赘述。值得说一说的是，这段时期的生活，给幼年的父亲情感上以深刻的影响，甚至影响一生。当懵懵懂懂来到山东省首府济南的时候，他感觉到了天堂，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梦寐以求的、视为龙肝凤髓的白面馒头，即所谓“白的”，要吃自然不成问题，衣着上也城市化了。可是，生活改善了，精神上的压抑却使他难以忍受。
叔父和婶母的照顾，令父亲感到极端的拘谨。父亲说，叔父脾气“乖张”，婶母心眼狭小，婶母对待他的态度和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叔祖父不是一个恶人，但也无意另眼看待自己的亲侄儿。而且叔祖父天性使然，为人极端严肃刻板，平日总是板着脸，很难看到笑容。父亲说，叔父只有在酒足饭饱后、打麻将牌刚好和了一个满贯时，才会露出一丝笑容。一则这是本性，一则恐怕是由于环境的压力――叔祖父进城后遭受困境太多，身上承受的压力太大。父亲来到叔祖父家，并没有履行过继手续，因此仍称呼叔祖父和叔祖母为叔父、婶母。这本身就有点“见外”的意味，不像我和姐姐从小就称呼他们为爷爷、奶奶。
不久之前，父亲和我一起回忆往事，就说起了当年进城之事。他说，婶母很少给他做衣服，即便做了，给亲生女儿用的料子是府绸，给他用的是粗布。粗布质地粗糙，价钱很便宜。父亲每天要花三个铜板才能吃饱，可婶母偏只给他两个，父亲只有每天饿着肚子。
更为难的是，每天要钱时，年幼的父亲总要酝酿良久，鼓足勇气才能开口。另外，由于秋妹嫁的人家是济南富裕大户弭家。婶母总会让父亲到西关上元街秋妹家去，当然不是让他去玩，而是去“朝拜”。父亲很不乐意去献殷勤、巴结讨好，婶母对此极为不满。秋妹的丈夫叫弭菊田，是弭家的二少爷，每次到佛山街岳丈家做客，少言寡语，不懂礼数。每次离开的时候，总是说走就走，叔祖父每次都狼狈地赶在后面送客，父亲对此很不以为然。
这些小事，父亲一直装在脑子里，八九十年后还会提及，可见印象之深。由此可以推断，一定还有更多的事情使父亲耿耿于怀。这些看上去极为琐碎的事情，无形中影响了父亲童心的发展。父亲曾经说过：“我不能说叔婶虐待我，那样说是谎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视……时间一长，性格就会受到影响。”父亲说，他对叔父只有感激，没有感情，对于叔父将他接到城里虽然满心感激，但是这件事究竟如何看待，一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想好。叔祖父让他进城，只因为他是个男孩，可以为季家传宗接代。进城可以读书，可以发达，但是要抛别父母，受人歧视，寄人篱下。要是自己选择，父亲会选择什么呢？
把父亲接进城，叔祖父的一件大事就是给父亲成亲。那时，我们家住在佛山街上段柴火市的对面，租用的是马家的房子。整个院子呈长方形，前院由季家居住，后院由彭家居住。彭家的来源我不甚了解，据说源于南方的大姓。彭家有四位兄弟。二大爷和二大娘除了生下我的大舅、三舅、四舅，还生了三个女孩，就是我的大姨、二姨、四姨。四大爷也就是我的亲外公，生了一个男孩即我的二舅，以及一个女孩即我的母亲，排行第三。还和续弦的夫人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我的五舅。因此，我有五个舅舅，三个姨。当时，我父亲和四位姑娘同院居住，虽然是前后院，交往仍然颇多。论美，父亲最为称赞的是叫做“小姐姐”的二姐，说她的形象“不同凡俗（的）标致”，用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来形容都嫌不恰当。即便在数十年后（2002 年），他还引用数首宋词进行描述。不过赞慕归赞慕，父亲可没有娶她的想法。因为父亲颇有自知之明，不敢有非分之想。那时，父亲尽管处于丑小鸭阶段，但和被称作“荷姐”的四姐关系非常好。四姐“虽然比不上她姐姐的花容月貌，但看上去也赏心悦目，伶俐，灵活，颇有些耐看的地方”。她经常到前院和父亲聊天说笑，恐怕心里也已经有意于父亲。那个年代，男女即便已经相互爱慕，也只能心照不宣。在父亲的心里，四姐就是他心里向往的理想夫人。在四姐的心里，至少也是喜欢父亲并愿意嫁给他的。但这种事情哪能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荷姐的母亲，也就是二大娘，看不上丑小鸭。当时叔祖父并不发达，父亲又刚从农村来，乡土气未消，貌不出众，她哪能把自己的亲女儿嫁给这么个农村娃。叔祖父母更不知道侄子已经有了意中人，当然不会去指婚、撮合。后来，两家议定将四大爷的女儿三姐彭德华嫁给父亲。其中原因，虽然不能摆在桌面上，但是从后来四姐嫁给殷实富户的子弟刘少言家的情形，便可以推测，那是二大娘偏心眼的结果。这样，1929 年，父亲便与母亲结婚了。说起来，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可是却影响了父亲和母亲的一生。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福”， 而是我们这一家的“隐患”，说它是“祸”也不为过。由此发生的具有悲剧色彩的故事，随着年月的逝去，便逐渐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