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俄罗斯作家都在为自己的语言骄傲。纳博科夫在谈到《洛丽塔》时说：“我的美国朋友中没有一个读过我的俄文作品，因此任何对于我的英文作品力度的称赞都注定不得要领。我个人的悲剧是，我不得不放弃我的天然语言，那无所束缚，无比灵活的俄语，而采用二流的英语，失去了任何的设备――令人迷惑的镜子、黑天鹅绒背景、隐含的联系和传统――这些，却可以被本土的幻想家们巧妙地加以运用，燕尾飞扬，以自己的方式超越传统。”
俄罗斯作家对自己的母语深怀感激，这也许源于这个民族总是要把自己最优秀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流放的不光荣传统。你被自己的祖国放弃了，这或许还不算什么，但你同时也被你的母语逐出了家门，这才是他们最大的悲哀。所有作家都知道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君特?格拉斯在1999年的诺贝尔奖受奖演说词中还对此痛心疾首地追问：“欧洲的启蒙运动从专制诸侯的审查中学会了多少支吾其词呢？法西斯主义把多少德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作家赶出了他们的国家、他们的语言区呢？有多少作家成了列宁斯大林恐怖主义的牺牲品呢？又有多少作家今天仍在遭受着强制的束缚呢？”
被逐出俄国的扎米亚金就再没有写出过一部像样的作品，同样被逐出俄国的布罗茨基只有无奈地给当时苏共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写信，固执地重复着：我属于俄语，属于俄罗斯文化。
君特?格拉斯没法放过那些使一个作家脱离了他民族语言的行径。他沉痛而诚恳地说：“十分年轻的战后文学运用起德语来备感困难，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下，这种语言遭到了腐蚀。特奥多尔?阿多诺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且这也侵蚀着关于为什么在今天写诗是不可能的认识。”
我一直不喜欢德语作品，我很怀疑里边有翻译的因素。德国作家也是又一个常常遭遇被放逐命运的群体。操德语的托马斯?曼为躲纳粹远走了美国，多少年以后，他还不无痛心地说：“我的作品只是一个译本，影子一样的存在，而我的族人一行也没读过！”他说，英文版，随便吧，随便怎么弄去，但对德文版他却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地亲自校了几月。他终于可以看到用母语出版的作品了，这是一场艰苦而悲伤的回乡。
不独德国本土作家对德语念念不忘。博尔赫斯在谈到语言时也满怀深情地说：“我认为德语是一种美丽的语言，比它产生的文学还要美丽。不可思议的是，法国居然有一种高贵的文学。但我认为法语反倒不美。用法语表达什么的时候，听起来使人感到很平淡。事实上，我认为西班牙语比这两种语言还美，尽管我因为要用西班牙语写作因此很了解它的弱点。歌德曾写过这样的话：我必须驾驭世界上最糟糕的语言：德语。我推想大多数作家对自己使用的语言的看法都很类似。”
博尔赫斯懂得的语言太多了，他还说：“我怀念拉丁语，那种被遗忘的词尾的变化和简洁。”勃朗宁也说过：拉丁语，大理石的语言。用拉丁语说话，就仿佛用一种像碑刻文的方式雕在了大理石上。
这么多种语言，这么多历史悠久的语言。这就是产生那么多卓越的小说的原因。我喜欢美国文学，其原因也在于语言。我能看见那个语言的产生过程。惠特曼的口语很糟糕，还充斥着大量的形容词，但马克?吐温的口语一下就生辉了，甚至当代的纳博科夫也丰富了美国文学的口语。
所有的作家都在语言中穿行着，但是当一位位杰出的诗人、小说家穿越一种语言之后，这种语言就再不同于从前了。
作家本来就是一个遭遇自我放逐的职业，当他们离了自己熟悉的语言，可以说一切都被切断了。中学时我们读到的《最后一课》就是那么悲惨。因为普鲁士人占据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小学必须改用德语上课，他们必须从小就和自己的母语告别了。
语言必须要像鱼一样生活，离开了本土，就像离开了水。那些水或者经历了多少时代的轮回，但池塘还在那儿，沉在最底处的那些水总还一直守侯在那里。作家对语言的感情就是鱼对水的感情，甚至比这还要深厚和神圣。昆德拉说：“我在小说里从不使用捷克斯洛伐克一词，尽管情节都在那里发生。这个组合的词太年轻了，没有植于时间中的根，没有美，而且它背离了自己的组合特点，对于被指名的东西来说它过于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