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初兴
西域位于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的中枢地段，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当时东西方汇流的文化环境，造就了西域文化的多元性与开放性。反映在宗教文化上，则表现为西域包含了佛教文化、基督教（景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多种宗教文化形式。在这些宗教形式里，尤以佛教文化最为光灿夺目。
佛教是最早传入西域的一个文明宗教，在西域有着悠久的历史。西域曾被佛教僧侣视为”小西天“，或誉为佛教的第二故乡。那么，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西域的呢？
根据佛经故事记载，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佛教便传入了当时的于阗（今和田）、龟兹（今库车）等地。而根据《于阗教法史》、《大唐西域记》等史料记载，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以毗卢遮那阿罗汉创建西域（也应是中国）第一座佛寺为标志。当时，西域各地主要流传的是小乘佛教的”说一切有部“，先从北印度（今克什米尔）越过葱岭，传入于阗地区，后又沿西域古道”丝绸之路“分南北两路，先后传入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若羌、高昌（今吐鲁番）等地。
自印度佛教传入西域后的西汉昭帝、宣帝统治时期，到三国时期的几百年间，西域佛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佛教在西域得到了普遍传播和信仰，开始出现了佛教造像、寺庙和石窟等佛教建筑，著名的有克孜尔的千佛洞、库车的森姆赛姆千佛洞等。
西域佛法的鼎盛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西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佛教成为当时社会最富生机的社会信仰体系，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民众的普遍信仰，在西域各宗教中占统治地位。尤其是大批王公贵族出家事佛，一时蔚然成风，住持正法的僧人也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高僧人才辈出，如白延、帛法祖、鸠摩罗什、佛图澄、达摩笈多等。
这一时期，在西域境内开凿了众多规模宏大的石窟，兴建了雄伟壮观的佛寺，佛寺成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时间，西域境内佛窟成群，塔寺林立，浮雕、立雕等大小佛像琳琅满目，雕塑艺术达到了很高水平。同时，佛教的建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和演讲辩论均达到很高水平。
西域各国佛事频繁，年年举行盛大的法会，广纳四方贤才，讲经说法。敬老和施食等社会事业特别盛兴。在佛教弘扬方面，唐朝比两汉时更为鼎盛。
当时西域的佛教中心有高昌、于阗及龟兹。关于于阗的佛教流行情况，《魏书·西域传》中曾有记载：”于阗国……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梁书诸夷传》中也有记载：”于阗国……尤敬佛法。“此外，《隋书·西域传》中也说：”于阗国……俗奉佛，大多僧尼，王每持斋戒。“《旧唐书》、《新唐书》中也都有记载：”于阗……崇佛教。“除了历史文献方面的记载，一些西行僧人也在更为翔实生动的记述中提到佛香梵音萦绕的于阗。法显就曾对公元5世纪初的于阗作过如下概括：”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春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星居，家家人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两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可见当年的佛教在于阗的盛况。
约公元2～3世纪，印度大乘佛教兴起，随即传入了西域各地，出现了大小乘并弘的局面，并逐步形成了以于阗、龟兹、若羌、高昌（今吐鲁番）以及莎车、疏勒（今喀什）等城为中心的佛教胜地，从而揭开了西域佛教史上的辉煌篇章。
小乘与大乘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把释迦牟尼视为教主，后者提倡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并进一步把佛神化；前者追求个人自我解脱，把”灰身灭智“、证得阿罗汉作为最高目标，缺乏广大悲愿所带来的积极进取精神；后者宣传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把成佛度世、建立佛国净土作为最高目标。佛教大乘思想以其积极入世的实践，开放宽容、利益众生的精神，为佛教融入并净化现实生活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促进社会文明提供了可能。
这一时期也是西域与中原佛教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时代。从公元260年僧人朱士行第一次西行于阗寻求大乘经典开始，西行求法与东来弘法的佛教高僧络绎不绝。尤其是东晋时期高僧法显的西行与鸠摩罗什的东来，掀起了西域佛教弘传的高潮，加速了东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发展，使印度佛教、西域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之中，形成了崇尚并弘扬大乘思想的中国佛教，从而锻造了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品格与特质。
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内地和西域诸国前后涌现出许多德才兼备的高僧大德，翻译了上千部大小乘佛教经文。大量的佛经翻译活动促成了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高潮。这些译经高僧的足迹和他们的翻译成果遍及中华大地，影响了我国几千年的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史。
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大乘高僧，用自己崇高的人格和智慧，勤勤恳恳弘扬佛法真理，并激励人们精通五明，接纳先进的文化滋养，洗涤自私好斗的不良习气，创造友善和平的社会氛围。罗什大师在西域对大乘佛法的阐扬，奠定了西域与中原政府统一的思想基础。他在到达内地之后，翻译了大量的佛经，第一次厘清了佛教大小乘的差异，开启了中国佛教的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