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的问题。全党讲了近五十年，作为妻子的她当然更了解。她去苏联时王稼祥领去见季米特洛夫时也介绍说，这是我党总书记甫同志的夫人。而且在1979年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说，遵义会议上张闻天“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刘英自己写的悼念文章中也讲，“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可是过了不到三年，由于陈云的一份材料和一封信，这总书记就一下变成了“负总责”。我又是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就多次同她谈这个问题。她每次都可用大量事实证明，不但闻天，就是博古都是总书记。但有关负责同志要她尊重陈云同志，顾全大局，和领导上保持一致。于是她就跟着用起“负总责”来了。她不止一次地说过，“?要人们知道闻天是个好人，我就满足了。至于当过什么，何必去争呢？”
与此相关的一个我一直想不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分工只做周恩来军事指挥上助手的毛泽东，却成了全党全军的领导？在这方面，遵义会议后代替邓小平秘书长的刘英是当然的权威，因此我也和她谈的最多。她给我讲了从遵义会议到延安的许多具体情况，例如在遵义会议后不到两个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为了贯彻集体领导，竟根据多数意见撤掉了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以及主持召开瓦窑堡会议和处理西安事变等问题。那时连毛主席也承认张闻天的一把手地位，称张为“明君?，她也变成了“娘娘”，毛主席则自封为“大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后来，我根据一段时间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写了四篇有关遵义会议的文章，主要是论证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和张闻天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每篇都送刘英同志审阅。她不但加以首肯，而且同意在她参加的张闻天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散发。不过她自己并不愿多谈这一问题，对外人谈起，也是尽量要和主流说法保持一致。
还有个例子。中央到陕北释放刘志丹等错捕的同志，明明是张闻天在他们关押地瓦窑堡领导处理的，但后来许多党史著作和回忆录却都写成是远在直罗镇指挥打仗的毛主席下令释放的（也有例外，如《周恩来传》和郭洪涛的回忆等），有的还具体说成“刀下留人”。对此我也作了点调查研究，访问了一些人，包括郭洪涛（郭说“刀下留人”和活埋刘志丹等人的坑已挖好是两项最大的捏造）。当然也多次同刘英谈到这一话题。一次我问到，为什么闻天同志派去处理刘志丹案的一位同志，在写回忆文章时，不但不提张闻天，还写上毛主席后来才讲过的“杀头不像割韭菜”一类的话。她只说了一句，“你可不了解他，整风一开始反教条主义，他就把马列的书扔出了窑洞，还受到闻天的讥笑呢。”问题不答自明。刘英当时在瓦窑堡，一切情况她都清楚，但基于超常的组织纪律性，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件事时，她也说成毛主席和闻天一同处理了。
经过八十年的修养和锻炼，刘英同志这种超常党性和组织纪律性，一直保持到她的人生终点。在她病危时，医生就是否动手术征求她的意见，她的回答很简单：“一切听从组织安排。”说完后没几天，她就怀着对党组织的无限信任永远地走了。
爱护干部 严格要求
刘英同志是一直做组织干部工作的。谈刘英，不能不提到她这方面的工作。但这方面又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只好用几句简单的话?以概括，那就是：坚持原则，处事公道，爱护干部，严格要求。也许，反右派时对某些干部的处理，可多少说明点问题。
1957年春，我随张闻天、刘英去东南亚视察使馆工作。夏天，国内就掀起了反右派运动。可能是刘英受张闻天的影响，或者是二人所见相同，都对政治运动特别是整人不大积极，所以虽然关心国内的事态发展，却并不急于回国。到了七月份，周总理连发三次电报，催他们回部主持运动。张闻天也一再回电请示，说驻缅甸使馆问题较大，尽快检查完就立刻回国。等他们一回到外交部，运动已热火朝天，有些人正被批斗或已定右派。他们一个?组副书记，一个管干部，都是身在其位，不能不迅速投入并主持运动。但在这过程中也表现出他们爱护干部、爱护知识分子的一片真心。例如小有名气的作家俞林，当时在美澳司当专员，鸣放时帮西欧司一专员编了一首顺口溜的大字报批评干部政策，道是：“游击队长姚登山，离开芬兰到锡兰。芬兰锡兰都是兰，只差赤道北极圈。”结果两人都被划成右派。我陪他们晚饭后散步时，听到刘英议论就有些不以为然，说这主要是文人喜欢“调皮”，又不懂外交工作不能老在一个国家。意思是谈不上反党，划右派有些可惜。但木已成舟，不好再改。又如办公厅一秘书给刘?造了一些谣，支部坚决要给这个人划右派，不想在党组会上一汇报，正是刘英表示不同意。她听后竟然哈哈一笑，说哪有这事，完全是胡说八道，但也不是什么政治问题。结果就没划。
还有一件事，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对乔冠华和龚澎的处理等，都正好证明刘英和张闻天保护干部和爱惜才华的良苦用心。
总之，张闻天和刘英，在反右派中都一再强调，划右派涉及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一定要十分慎重，能不划就不要划。而且发表过右派或右倾言论的都是些知识分子，多半是“秀才”，比较有能力，戴了帽子，不但会送掉他们的前途，党和政府也不好?用他们。虽然张闻天刘英回来迟了一步，但由于他们抓得紧，外交部划的右派才三十余人，占内外干部百分之一左右，据说在中直机关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属于比重最小的一个。而且在处理上，刘英不同意把右派下放边疆劳动，人不要了。她说在附近农场劳动一个时期还可调回用。张闻天更提出，“体力劳动能改造人，脑力劳动就不能？而且这些人也多是有些特长的，如外文好。”于是多数也就很快调回了研究所等单位。所以1959年批斗会上，包庇右派就成为他们两人在外交部的一大罪行，他们也承认有点爱才。奇怪的是，“文革”后甄别平反时，又被说成部内?右派都是他们给划的，把错划的责任推给他们。对此，刘英虽有点不平，但也不大在意，反劝我说计较这些干什么。
刘英大姐，细心培养干部、严格要求干部、真诚爱护干部、设法挽救干部，事迹太多，无法细述。而且时间仓促，篇幅有限，只可到此为止。
刘英大姐的精神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