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不只抓工作抓学习，也抓思想，抓生活。他很重视大家的思想动向，注意引导，工作做得很细，连下面的生活会他都抽空参加。我这个人喜欢开玩笑，说话随便，容易和青年人打成一片。一次支部生活会上，有人批评我说，人家用马列教育青年，何方是用马列笼络青年，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吊儿郎当，还把这提高到品质问题。我当然不接受，但承认有自由主义毛病。听了大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后，张闻天也对各单位的负责干部发表他的意见。谈到我时，他说，何方这个人比较直爽，没有什么心计，不搞两面派，喜欢出洋相，像个调皮的中学生；自己的学习和对青年人的教育不够系统，不注意突出重点，有些摆杂货摊的味道，谈不上什么品质问题。我当时的感觉是，这对我既是批评，又像是在为我辩护。
三，抓研究工作
张闻天创建的第一个驻外使馆研究室，一成立就来了个开门红，一炮打响。筹建不到两个月，就在他的直接指导下，由我执笔写了一篇《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的文章，用研究室调研报告的形式送回国内。没想到，这第一期调研报告在外交部和中央会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应和高度重视。这个文件是通过信使带回国的，三转两转走了一个礼拜。外交部和周总理看过以后，立即打电报来说：以后这类问题，必须用电报及时发回，不能让信使带，免得耽误时机。事后看来，这是因为朝鲜战争打了个平手，谁也打不过谁，再拖下?，对谁都没好处，双方都需要停战和谈。张闻天能够看出问题，在适当的时候提出来，实在不简单。至于用电报发调研报告，实际上我们后来也没执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太贵。在驻外使馆没有安装自己电台的情况下，通过国际电讯发，实在太贵了。我的印象是，当时苏联东欧国家大约一个中国字要花五毛钱，比现在的五块钱还多。有的亚非国家，例如埃及，发一个字要两元。所以我后来回到外交部工作时，对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又长又罗嗦的调研电报就颇有意见。我说，你不能先用电报发个要点，详细分析再打印成文件交信使带回来吗？但他不听。
在这?，也可以谈谈对朝鲜战争的看法，说明张闻天主持写这个报告并不是偶然的。
朝鲜战争形成僵局后，我们还在联合国代表团，当时大家都非常关心战争发展前途，经常议论。我们还和外交部在一起开讨论会。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因为我们要和美国打，是打不过人家的，我们又不能妥协，苏联自然会来帮助我们，这就势必引起世界大战。另一种意见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经过长期战斗，总可以把美国人赶出去。张闻天在会上就讲，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刚打完，朝鲜战争只能限于局部战争。但他也?有说我们能把美国人赶下海去。
解放后，张闻天有一个根本思想，就是集中力量搞建设。用他的话说，就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因此，对朝鲜战争他是采取不以为然的态度。现在人们都知道在政治局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时，张闻天也和多数人一样，不赞成出兵，后来又和大家一起服从了毛泽东的决定。也许比这更重要的一点是，应不应该同意北朝鲜南下实现统一。斯大林可能相信了美国不会干涉的估计，因此同意了金日成南下的意见。但他又一定要避免苏联直接卷进去，而把可能的风险推到中国头上，因此提出这件事必须得到中国同志的同意。到底毛泽?后来是怎样改变当初的想法，最后同意了斯大林的意见，大概当时只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很少几个人商量的，张闻天知道不知道恐怕都是问题。从他对战后整个国际形势的估计和后来关于朝鲜战争的谈话直到写停战和谈的报告看，他内心是不会同意的。但是要真的征求他的意见，恐怕他也不会公然反对，因为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决定了的。他不但习惯了这样的思想路数，也习惯了这种领袖说了算的领导体制。
张闻天对研究工作着重抓的还是结合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介绍苏联的情况和经验。有关这方面的调研报告向国内报送的最多，但是不知道是?么搞的，很少听到国内譬如外交部或其他经济部门的反应。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苏联对外贸易的长篇大论，张闻天送了一份给当时的外贸部长叶季壮看，得到他的赞赏，不知是认为真的有用，还是为了表示客气。不过在四年多的研究室工作中，真的引起国内极大重视，直到最近有些研究党史的著作和文章还一再提到的，就是一批研究和反映关于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材料。按照英文和俄文等外文的原意，翻译成个人迷信会更准确些，但我们一开始却翻译成了“个人崇拜”。后来中国在普遍使用这个名词上，我们也许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在1953年前，我还没有?到中国党的传媒和舆论中谈到这个问题，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才越来越多地谈起了“个人崇拜”。
我们在追踪苏联的报刊宣传上，发现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人们就谈起反对“个人崇拜”了。先是泛泛的，反对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作品中过分夸大沙俄时期一些帝王将相，如彼得大帝、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人的历史作用。不久就扩展到如何看待苏联领导人的个人作用和强调党的集体领导了。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现在在苏联的宣传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新问题后，我们研究室的同志就更加注意看报和收集有关材料。不管开会讨论还是个别交?，“个人崇拜”这个词儿几乎不离口了。我们还常常坐汽车到街上去观察苏联领导人挂像的变化。经过研究，我们从1953年底起，陆续写了十来篇介绍苏联这个重要宣传动向的调研报告。其中重要的，张闻天还直接报送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这些报告在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连毛泽东也给予高度重视，其中三份他批示作为内部重要文件印发中央委员和一些高级干部阅读。后来刘少奇还干脆批作中办文件印发给地师级以上干部阅读。这样一来，“个人崇拜”问题在中国也成为普遍谈论的问题了。但是到了1959年批斗张闻天的时候，却说他通过反映苏联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来反对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