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中苏关系好，在苏联做研究工作也有些有利条件。中苏之间除了外交关系外，还有党的关系。张闻天是中国党的政治局委员，出任大使除了递交国书外，还带了党的介绍信，是由刘少奇写给马林科夫的。后来毛泽东又写信给斯大林，请求允许张闻天了解联共中央的经验。有党的关系，苏联对我们就很优待了。塔斯社印发的内部参考资料，每天有好多包，一两尺高的一摞。除了翻译当天西方通讯社的消息，还有苏联驻世界各地记者写的内部分析研究报告。资料来了以后，我先大概翻一遍，挑出一些来，由研究室两位同志摘译出来，印成简报，给使馆的领导和其他同志看，研究室内部也可从中了解当前的大体情况。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访问或路过莫斯科时，也都送给他们看。
二，整顿使?工作
根据张闻天的工作作风，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总要先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找各级干部谈话。等大体摸清情况后就对以往的工作进行总结，指出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确定今后的方针和措施。经过上下分别讨论，最后定案执行。到驻苏使馆后也就从这套做法开始。
前任大使王稼祥可能是为了安抚使馆人员的情绪，要大家耐得住国外寂寞，不要老想家，因此说了个比喻，把使馆比做远离祖国的孤岛，还说过一个使馆有四个人够一桌麻将就行了这样的话。由于没有集中抓研究和学习，大家平时找不到工作中心，光搞些送往迎来等礼宾工作，多少?些安不下心来，都感到这个孤岛论搞得大家有点儿灰。张闻天到使馆后，了解到大家觉得没事干，情绪不高，有点灰，所以他在总结过去和规划今后的报告中，就批评了孤岛论的说法，要求使馆工作要深入到对驻在国的研究中去，要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学习驻在国的语言文化等等。张闻天还有个特点，就是不论到什么地方和做什么工作，不但自己抓紧学习，而且还要号召和组织他领导下的干部抓学习。来使馆也是这样。他动员大家学理论、学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世界地理和历史，学文化和俄文。在强调学习的同时，他还组织各单位了解和研究与本职工作有关的?联这方面的情况，根据各单位的业务，按人头拟定学习和研究规划。如领事部就要研究国际公法和私法、驻在国涉及领事业务的法律规定、侨民情况等，还要分别写出研究报告。这样一来，大家就不再感到没事可干了，还越学越有兴趣，又都喊起忙来了。一些人也更多地批评起过去的“孤岛”论。
风声传到王稼祥那里，他对张闻天批他的“孤岛论”当然不会高兴。这也加深了他们两人之间的成见。因为张闻天和王稼祥从苏区到长征，再到延安，一直到东北以后，互相间都有些意见。在使馆的工作问题上也有不同见解，张闻天当时是对事不对人，并不是有意?对王稼祥。但是他的处理方式也太直了点，如果不批评人家的提法，只正面讲今后的计划，效果也许会好一些。另外，他对王稼祥赏识的一个干部（很短时间就从一秘升为参赞），也嫌作风不好给调回了国。那位同志回来自然不会对王稼祥说张闻天的好话。不知他们两人的关系是否最后影响到毛主席对张闻天的进一步看法。因为还在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在他的《反省笔记》中就几次提到王稼祥挑拨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加上毛本来就对张闻天的印象不好，倒是对王稼祥的印象稍好一点。事实也证明，毛后来对王稼祥的印象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些，对张闻天印象却更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多次说张闻天坏话的同时，还编出来一个在遵义会议上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竟投了“关键的一票”的说法！在党的“十大”上，王稼祥又当了中央委员。张闻天却直到在外地被迫害致死都只能用“张普”的假名，连骨灰也不准带到北京存放。
张闻天在工作中善于“弹钢琴”，有一套效率高、抓得紧又讲民主的领导方法。无论在辽东省委，还是在大使馆和外交部，他的领导工作都注意集体决策，显得有条不紊、轻松愉快。他到使馆后，也是先了解情况，掌握全局，然后定期对各单位轮番检查工作、听取汇报、布置任务。例如个礼拜轮到领事部，他不但要了解工作和干部，还要阅读有关领事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并且让领事部作准备。最后召开馆务会议，由领事部做一个汇报、向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工作情况，调查研究了些什么问题，计划干些什么，打算怎么干法，工作中有什么问题，解决的意见是什么……。根据汇报和讨论，他作一个简单总结，对前段工作进行评议，提出今后的要求，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下一次，又指定另一个单位，一个一个轮着来，哪个部门都不耽误。我跟他工作十多年，非常佩服他的领导艺术和方法，后来不让他再做领导工作，进而剥夺了他的一切工作权?，实在太可惜了。
张闻天来了以后，大使馆里很快就变得生龙活虎，生气勃勃。除了紧张的工作和各单位自己的调研以外，政治学习、业务学习和文化或者俄文学习，也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在辽东省委，张闻天就曾指定我给机关干部上大课，那时讲的是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到了使馆，他更是抓住不放，只是这次让我讲《联共党史》（后来回到外交部也还讲了一阵）。除经常学《联共党史》外，他还要我给大家定期作时事报告，讲一些临时发生的问题。例如，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文章很长，又是俄文，谁去看？他就说：让何方给?家讲一讲。我只好自己先看两遍，然后给大家讲。讲的时候，他也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国外长会议”的来龙去脉，他也让我给大家讲了两次。
张闻天大抓学习，实在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我们那时的外交干部，不单外交业务，就是一般的知识也很缺乏，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例如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每年都要规定纪念几位世界文化名人。有一次提的有法国雨果，我们使馆很多人就不知道雨果是什么人。一问打扫卫生的苏联女工，人家竟能讲出读过的一串子雨果作品。苏联人要翻译郭沫若的剧作《棠棣之花》，问大使馆书名是?么意思，怎样翻译。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只好由文化参赞戈宝权打电报问郭沫若本人，才知道是兄弟（或姐弟）情深的意思，可以翻译成《双胞胎》。这说明，做外交工作是多么需要广泛的知识呀！所以张闻天除了抓政治和业务学习外，也很注意提高大家的文化素质。例如为了让大家懂一点西洋音乐，他还专门请李德伦、吴祖强等留学生给大家讲交响乐知识。李德伦也很乐意来讲，因为讲完了可以在使馆吃上一顿中国饭。这对我这个土包子也是个很大的启发和刺激，觉得不知道一点过去没有接触过的西洋音乐、歌剧和芭蕾舞等实在不行！结果又矫枉过正，采取了?击的办法，集中了一段时间去欣赏芭蕾舞和歌剧。有时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去大剧院买票连看两三场，弄得我把几出戏的内容都搞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