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说法自然会遭到反对。过了两个月左右，叶公超早年的同窗好友张兹闿说话了。他在《怀公超》一文中说，叶虽然是十五岁就出国留学，但他“出身书香世家，故对于中国传统观念，孕育甚深。……尤其对于伦理观念，则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传统。”在文章中，张先生也承认叶公超颇具绅士风度，说他在社交场合“必到女士群中周旋一番，且谈笑风生”；但他还是强调叶氏“夫妻相爱极深，对于子女亦极钟爱”，认为尽管社会上风传其红粉知己不计其数，但是叶“始终维持其家庭，毫无变故”的事实，则不可否认。
看到张老先生的文章，陈晓筠认为对红粉知己“不可想入非非”，而应作广义解释。他批评道：“张兹闿先生有一些卫道的思想，认为名士有粉红知己是罪恶。其实公超先生作画时，有红粉佳人为其磨墨，岁暮冬寒，有红袖添香，是何等高雅之事。这些正是叶先生的精神生活之较高境界。虽汉唐之世，亦不排斥。”接下来，他以知情人的身份披露叶氏的一件绯闻之后，又辩护说：“叶先生的罗曼蒂克，正足以显示公超先生之伟大与超人之处，而兹闿先生，竟要叶先生作圣人，说他‘家庭美满’，结果反把公超先生变成‘凡夫俗子’。足见兹闿先生之冬烘。自己冬烘不要紧，也要朋友作冬烘，是贬损叶先生之高格调矣。”此外，他还指责张先生是有意作伪，昧心为文。
在此之前，台湾《联合报》和《民生报》还刊登著名记者于衡的几篇纪念文章，其中提到叶公超在官场失意时，“要我替他找个高级妓女，到新店碧潭去泛舟”一事，从而引来更为严厉的批评。有人指责他破坏了叶公形象，有人说他不是为了悼念死者，而是想博取读者浅薄的笑声。
写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叶夫人袁永熹。袁女士当年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和校花，她专攻物理，不擅应酬。据说他们的结合被视为佳偶天成，神仙伴侣。叶先生投身政界后，长年在海外奔波，生活飘泊不定，袁女士便定居于美国，一边教书，一边抚育儿女。两人分居多年，往往是通过电话互相关心，互致问候。 叶公超晚年醉心于诗词和书画艺术，且有许多独到见解。他去世后，有人用“学术擅中西，零落山邱同一哭；达官兼名士，苍凉身世又谁知”的挽联来寄托自己的哀思；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则用快人快语、坦率真诚、多才多艺、清高绝俗、狷介耿直，傲骨嶙峋、睿智心细、学贯中外等赞语来表达个人的崇敬。
叶公超逝世整整２０年了，从当年的讨论看，在涉及男女关系的问题上，究竟是为尊者讳，为死者讳，还是去伪存真，实话实说，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难分轩轾的敏感话题。至于如何对这类事情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则更难达成共识。尽管如此，这次讨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２０年前台湾地区的思想观念、社会时尚和风土人情。
１９６２年叶公超在一首诗中写道：“青山翠竹凌霄节，乐于游人夹道看。”我以为，用这两句诗来概括其人品，形容其交游，还比较贴切。
２００１、１１、
主要参考资料：
《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出版
《新月》（全七册），上海书店１９８５年影印
《新月怀旧》，学术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
《一个女人：陈香梅》（陈香梅散文精品），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