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陈衡哲以她敏锐的感觉和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四川的真实情况。有人以为她是因为物质生活不好而发牢骚，她辩解说：“我们这一群人在此的最大困难却也并不尽在物质和环境上，虽然我们对于有些情形，有时也感到难受；但一想到现在正在被人吃，或吃他人之肉的四川灾民，想到了四川内地人民的流离困苦，我们也就怀著一颗惭愧的心，自动的去和环境妥协了。”她还说，在四川大学的教职员中，有一群非常努力的人。她觉得：“在一个受过军阀蹂躏的社会环境中，竟能找到这样一群手持火把接前导后的朋友们，真不能不使人感到格外的钦敬。”（《独立评论》第207号，第19-20页）这些话都是非常真诚的。
大约在1937年年初，陈衡哲离开四川，先行回到北平。她的离开，可以用她自己在《川行琐记（四）》中的话来形容：“一个受过教育者的最重要的品性，第一是自尊。他不能让一个在泥里打滚的人，把他也拉到泥里去。”（《独立评论》第216号，第8页）在这篇文章里，她还讲了两个爱管闲事的故事，大意是管闲事本事是为了对方好，但是却受到对方的责难。这明显地表达了她在四川的处境。不过，她认为即便如此，也就能撒手不管。因为好人不管闲事，会让罪恶增加。因此她的大女儿说：“我想家父离开四川多少是有点遗憾，虽然他从来没有对我们表示过，但我设身处地来假想，倘若我抱著一腔热切的期望，想要建设一番事情，结果却不欢而散，自然也会感到很失望。但他始终不谈这件事，只是淡淡地说，事情既然到这个地步，我们所能作的就这么多，以后就让他们接著办罢！”
任以都还说：“那时的四川，落后闭塞得不得了。他们刚到成都，便有许多不认识的人一窝蜂跑到他们住的地方来，说要来看博士，问他们看什么博士呀？他们就回答说来看女博士。家母看到这个场面，觉得啼笑皆非，因为她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算拿到了，女博士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诸如此类的事情，让她深深感到四川的文化实在太落后了，加上家母又是心直口快的人，言语间常常透露出对四川的不满，可以说她是不太喜欢四川的。没想到后来抗战期间，又到四川住了好些年。”（《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第89-9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二年出版）另外，从陈衡哲去四川没有退掉北平的房子来看，她本来就没有做长期打算，因此他们的离去，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任鸿隽夫妇去香港将子女送往美国并交代了中基会的财产后，又返回大陆。随后他们定居上海，担任过一些名誉职务。任鸿隽回来的一个最大愿望，就是维持中国科学社及其事业，但是从1950年1960年，中国科学社及其所属《科学》杂志、图书馆、研究所和所有房产资金，一个也没有保住。到了1961年11月9日，75岁的任鸿隽与世长辞，可以想象他走的时候心情多么沉痛。任鸿隽去世后，他在美国的儿女连回国奔丧的念头都不敢有。据说任家在上海有一座别墅式小洋房，人们称之为“任家花园”。但是1974年任以都第一次回国时，她看到母亲的“生活环境很差，住的地方几乎比抗战时期还不如。”（同上，第116页）
1962年，长期被眼病折磨的陈衡哲应子女要求，写了《任叔永先生不朽》。其中谈到多年前任鸿隽曾经对她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同上，第194页）这一细节也许有助于解读他们夫妇离开四川的原因。在此之前，她还写过许多诗词，其中有一首《浪淘沙》是这样的：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人生事事足参商，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 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同上，第196页）
1976年1月7日，陈衡哲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在上海去世，享年86岁。任以都记得母亲曾经对她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同上，第120页）
如果说任以都那一代已经是“没有什么理想，只想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的话，那么如今的人就更严重了。我想，这就是我们与五四先哲的巨大差距，也是大家怀念他们的主要原因。
附二：陈衡哲二题
一、现代女性的双重角色
回顾过去的一年，职业妇女的双重角色及其困惑，成了公众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匆匆浏览一下这方面的议论，特别是《中国妇女报》的专题讨论和《东方》杂志有关妇女问题的几篇力作，给人启迪良多；然而不知是我孤陋寡闻，还是人们确有疏露，在众多的文章中，我竟没有看到一点儿有关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驱者 陈衡哲的文字。
陈衡哲被人遗忘，其实并非始于今日。不过，只要看看她所拥有的一系列第一：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女作家，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女教授，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连续四次）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你就不能不承认她的确是五四以来中国妇女界的一大骄傲。尤其令人羡慕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在事业上成绩斐然的知识女性，在家里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贤妻良母。
陈衡哲认为，妇女解放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她们自身，而且还应该影响到丈夫、家庭和子女。据说她在家里比较“独裁、专断”，因而使自己的丈夫、著名学者任鸿隽博得一个怕老婆的“美名”。他们有一儿两女，任先生对家务和子女的学习从不过问，但三个孩子在夫人的教养下，却不仅从小学习刻苦，长大也都事业有成。３０年代初，陈衡哲写过一本关于妇女解放的小册子。她在这本书中曾经颇为感慨地说，倘若连孩子洗澡，都要让爸爸放下手中的书，跑去哄劝，那么做父亲的也就太累了。知情人说，这话是针对胡适家庭而言的。前不久我在一份海外报纸上看到，她的女儿任以都只身留学美国，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成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教授。任小姐所作所为，颇有其母遗风。相比之下，胡适的家庭教育却令人失望。抗日战争时期，胡适在美国担任大使，夫人留在国内无所事事，整天沉溺于打牌。结果他们的二儿子屡屡逃学，混迹于上海滩的娱乐场所。无奈之下，胡适将他接到美国，但他却把学费拿到跑马场去赌博。由此可见，母教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么重要。
１９９５．１２．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