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说：“学政法的，我们可以使他们去研究地方政治，或县政实施，学经济的，可以叫他们去调查商业状况和农村经济，学农的可以叫他们去改良农作种籽，学物理化学的，可以叫他们调查及改良土壤”（《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4卷第2期，转引自《四川大学史稿》第187页）。在他的主持下，四川大学在这方面进步很大。以农学院为例，该院师生深入田间地头，在开展双季稻栽培试验、引进优良品种、调查柑橘生产和其他?业资源、改进植棉技术和植树造林等方面，都做出许多显著成绩。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激发了学生的研究兴趣，他们主动成立各种研究会探讨学问，从而大大增强了学术空气，丰富了校园生活。据说“从1935年到1936年下（半）年，除王兆荣时期已成立的研究会外，新成立的研究会有英文研究会、史学研究会、戏剧研究会、音乐研究会、演说辩论会（分国语和英语）、奖励论文会、法律学会、体育研究会、经济研究会、国学研究会、经济地理研究会、政治学会、数学研究会、物理学会、化学研究会、生物学会、农学研究会、园艺学会、植物病虫害学会、蚕桑学会?农业经济学会、农业教育学会、社会问题研究会、青年问题研究会、妇女问题研究会、青年写作协会川大分会、新闻学会、歌咏戏剧社、绘画研究会等。许多学会的学术活动搞得十分出色，成绩卓著。”（同上，第191页）这就是任鸿隽“现代化”目标的具体内容。可见他不是把理论联系实际当作一个为我所用的口号，更没有把它可以当作一种整人手段。
四、任鸿隽的辞职与晚年遭遇
任鸿隽锐意革新，有目共睹，成就很大，因此获得教育部传令嘉奖。正当四川大学步入正轨，并进入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时，突然传来正在南京的任鸿隽向教育部提出辞职的消息。川大师生闻讯后，文学院院长张颐与76名教授职员联名致电教育部和任鸿隽，进行挽留。全体学生也召开大会，并致电任校长，要求他继续主持校务。电报说：“本校自先生长校以来，校务蒸蒸日上，全校师生额手称庆。近闻先生忽将引退，群情惑然，现值本校正谋发展之际，尚非贤者高蹈之时，万恳早日回校主持校务，不独本校，亦国家民族之幸也。”（《国立四川大学一览》，转引自《四川大学史稿》第209页）但由于任鸿隽去意已决，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于1937年6月签署了同意他辞职的训令。
任鸿隽的辞职原因很多，细说来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的改革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比如他要广纳名师，并反对把四川大学办成一个闭关自守、近亲繁殖的地方性学校，就必然辞退一些思想陈旧、教学方法落后的四川籍教师，这就引来不少人的反对。据说他上任时，曾宣布前任校长聘定的教授不算数，要另送聘书，无聘书者可以自谋出路。这一措施在教授中引起轩然大波，许多教授公开表示反对。这次反对虽然无效，但也为后来埋下隐患。二是其夫人陈衡哲的有关文章引来恶意攻击，终于导致他们愤然离去。陈衡哲是江南大家闺秀，她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是中国第一位庚款女留学生，第一位北大女教授，第一位用成功地用白话文写小说的女作家，第一位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的女学者。1936年2月，入川不久的陈衡哲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川行琐记——一封给朋友信的公信》，披露她一路上的经历和到达四川后的见闻感想。这是一组分四次写成散文，分别刊登在《独立评论》第190号、195?、207和216号。陈衡哲是文章高手，这组散文至今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从第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她对这次远行极不适应。比如在重庆吃饭，就辣得难以下咽；从重庆到成都，因为天气不好，被折腾得够呛；到了成都以后，正值冬天，因为行李未到，房子走风漏气，又买不到火炉，让她大病一场。这一切，都让她对四川产生不良印象。几个月后，她发现这里大多是阴天，太阳难得一见，因此不仅对“蜀犬吠日”有了深切体会，而且还对云南有了真正的理解。她说，由于四川总是阴云密布，因此所谓“云南”，就是“云天云地之南”了。她还幽默地说：“‘四?’的名字不很恰当，因为一省之中，川流何止千万，那能以‘四’为限？倒不如把牠改为‘二云省’”（《独立评论》第195号第16页）更恰当。为什么要改为二云省呢？她解释说，因为除了天气多云以外，当地人还喜欢吞云吐雾（吸鸦片）。
如果说自然环境和生活习惯还是个适应问题的话，那么文化落后和政治腐败则让她不能接受。在《川行琐记（二）》中，陈衡哲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四川的落后。一是小孩子到处拉屎、砸汽车玻璃，没有教养；二是女学生“宁为将军妾，不作平人妻”；三是许多人吞云吐雾，不把吸鸦片当作可耻的事。她认为四川的落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军阀，二是鸦片。只有彻底销毁鸦片，人民有了奋发向上的精神，才能对军阀统治来个釜底抽薪。《独立评论》发表这篇文章时，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这一期里有两篇文字都是写四川的现状的。衡哲女士的‘四川的二云’写的是四川在那双层密云笼罩之下的黑暗。‘寿生’先生的‘二十三年代’里面写的那个黑暗惨酷的‘桐尖市’，他用的地名虽然是捏造的，读者当然认得出那是什么地方。”（同上，第21页）
陈衡哲的文章发表后，社会上反响很大。赞成者说：“您太客气了，若由我来写，哼，我不能仅仅说那么一点。”有人甚至说：“这位陈女士真不知道黑暗哩。她那（哪）知道比她所说还要丑恶，还要壁垒森严的四川内地的情形，她说得真太少了。”还有的说：“您是外省人，您可以说真话，我们可不敢说。我们一开口，人家就骂，‘为什么你不投胎到外省父母的肚子里去呀！’”但是陈衡哲在《川行琐记（三）》中说：“这位朋友不知道，外省人说真话，也一样要挨骂的”（《独立评论》第207号，第18页）当地的几家报纸甚至把这件事当作重要问题，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文章，并假造学生来信，说陈文是颠倒黑白，污蔑四川人的人格?对于这种状况，任鸿隽不得不在《独立评论》第215号发表《关于〈川行琐记〉的几句话》，说明言者无罪的道理以及陈衡哲的幽默和良苦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