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为了阐明这一观点，他首先介绍说，沉着是英国人最大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从两件事上可以得到证明。一是1912年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沉没时，船上全部男子临危不惧的表现，令人非常钦佩。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30万英军在敦克尔克被德军包围。但是在民众的支援下，英军将士居然秩序井然地撤退回国，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潘光旦认为，就沉着而言，“个人不易，团体尤难；太平时节的团体不易，危险时期的群众尤难。而英国人竟能之，不但能，并且擅长，并且习惯成自然的已经变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英国人所以伟大，其民族生活的所以始终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因素虽多，最基本的就是这个。”这显然是其成熟的一种表现。
这种个性特征，与他们的教育有关。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英国人是一个注重实际经验、忽视抽象思维的民族，这种倚轻倚重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如一个英国人向你问路，你告诉他先向右拐，再向左拐，然后从左边第三个胡同口进去……，他肯定会越听越糊涂。最好的办法，是给他画一张草图，他才能按图索骥，找到自己的去处。再比如你要买５６．３４元的商品，用１００元付账，英国人的找钱方式也会让你忍俊不禁。他们往往是先拿出６分，与商品凑成５６．４元；再拿出６角，凑成５７元；再拿出３元，凑成６０元；再拿出４０元，凑成１００元；然后才会把商品和这４３．６６元一齐交给你。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怎么算是成熟，怎么会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呢？这正是储安平撰写此书的目的。他在该书序言中说，我想探讨的问题是：“第一，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他们做人做事的精神，究竟有无相同相似之处？第二，多年以来，英国为一强国而中国为一弱国，一强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
这本书共十章，前六章是写政治体制的，因此对国王、王后、国会、内阁、首相、贵族制度、自由宪章，以及外族入侵的影响，都有详细介绍；直到第七章，才谈到英国人的性格和风度。储安平于三十年代初赴英留学，他认为最能代表英国人性格特征的，就是费厄泼赖精神。书中说，费厄泼赖是一个只能意会不好翻译的词汇，因为在其他语种里，很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应的概念。这个词来自运动场上，大致有以下两层含义：第一，任何运动都是一场游戏。在游戏规则的约束和裁判、观众的监督下，每个人都享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也就是说，游戏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参与者的水平和能力，与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经济实力等因素毫无关系。第二，作为一个体育术语，“费厄泼赖”含有“个人之外还有全队，全队之外还有对手”的深义。它要求每一个运动员必须明白：没有队友的默契，就不能在游戏中取胜；没有对手的合作，游戏就无法进行下去。后一点特别重要。为此，大家都要有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的意识，并唾弃那种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投机取巧、暗箭伤人的行为。此外，在对手获胜后表示由衷的祝贺，也是费厄泼赖精神的具体体现。 费厄泼赖不仅为正义战胜邪恶、公道取代霸道提供了可能，也使英国人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据说海外有谚语云：“一个英国人是呆子，两个英国人是一场足球，三个英国人是一个不列颠帝国。”我也听朋友说：英国某大臣在一个国际性场合发言时，竟会出现“六八四十五”错误。有意思的是，当这句话引来哄堂大笑时，他还觉得莫名其妙。相比之下，我们虽然在小学一二年级就能把“六八四十八”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却要面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尴尬处境。
储安平认为，这种状况与教育有很大关系。他说，我们的教育总是以知识灌输为主，但英国人却遵循“运动第一，书本第二”的原则。在英国，学校运动队队长往往是学生中的英雄，他们具有正直、无私、勇敢、果断、有自持、能合作等品格，是费厄泼赖的典型。我想，英国足球比赛入场式常有孩子们参加，牛津、剑桥大学的划船比赛每年都在泰晤士河举行，大概也是为了普及费厄泼赖精神。正因为如此，英国小学生常能把“这不公平”挂在嘴边，而我们却缺少这方面的基本诉求。
顺便说一句，电影《泰坦尼克号》最让我感动的，不是主人翁的爱情故事，而是船长临危不惧的表现和乐队沉着奏乐的情景。《英国采风录》也提到这个历史细节，并“对英国人的沉毅和英勇”发出由衷的赞叹。总之，英国人之所以公正、诚实、含蓄、幽默、讲礼貌、守纪律、厌恶说谎、注重实干、不善交际、鄙视空谈；之所以除了认真做事之外，不屑于把精力放在阿谀奉承、走后门拉关系等方面，都与费厄泼赖精神有关。可见，在反思教育的今天，我们也不妨说：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另外，潘光旦认为，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的最大特征是信仰的自由的信仰。这是美国强大和充满活力的原因所在。他还说，英国人的沉着来源于自由，他们对自由的运用已经非常成熟，甚至到了炉火纯青、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相比之下，美国人的自由是看得见的。他们活泼有余而沉着不够。尽管如此，他们迟早也会达到英国人的境界。
十三、学者为什么要关心政治
1945年五四运动26周年，潘光旦在《一种精神两般适用》中开门见山说：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表面上是两回事，是文明生活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就基本的精神说，实在是一回是，是一种精神适用到了两个生活的方面。”
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解释道：“所谓一种精神，最可以概括的是‘客观’两个字。”把客观精神用于自然，就产生了自然科学，把客观精神用于社会，就产生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人与自然的“调适”；社会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社会文化的“调适”；人文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现实与历史的“调适”。但是一些浅薄的人却要“征服自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妄自尊大！”可见，如果抛开政治方面的原因，潘光旦所谓“调适”，与现代流行语“和谐”基本上是一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