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字仲昂，1899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庄镇一个世代乡绅之家。他的父亲是清末进士，因无意于仕途，便在家乡办起新式学堂。1913年，潘光旦考入清华学校。在校期间，他因跳高受伤，截掉一条腿。但是他不仅没有气馁，反而更加努力，终于在1922年实现赴美国留学的愿望。留美期间，他主修生物学、遗传学和优生学，先后获达茂大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他先在上海多所大学任教，并与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建立良好关系。1934年以后，他应清华大学邀请，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至云南，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他担任该校教授兼教务长。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他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任教期间，他主要从事优生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人才学、性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于受苏联影响，优生学成为研究禁区，他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研究方向也转移到民族学领域。1957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潘光旦被红卫兵抄家批斗，身体遭到严重摧残。1967年，他因病住院，却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最终被迫出院，惨死家中，终年68岁。
潘光旦崇尚自由主义，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写了许多有关自由主义教育的文章，后来还翻译出版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可惜他的声音已经消失，他的主张也被湮没。我把它们翻检出来，无非想寻找一面镜子，看看当代教育究竟是什么模样。
一、 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前两年，《南方周末》刊登一篇记者对清华大学老教授孙复初的采访，题目是《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采访中，孙教授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对教育提出四条意见：第一，在应试教育的控制下，考试成了衡量教育的唯一标准，致使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因此我们的学校已经“成了炼丹炉”；第二，备受推崇而且大行其道的标准化考试，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极不科学的落后方法，它只能窒息学生的天赋和才能；第三，过去中国人学英语并不困难，只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以后，才开始变了样；第四，只有破除“|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等“计划教育”的紧箍咒，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其实，无论是早年学习苏联模式，还是后来引进标准化考试，都反映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重大失误。早年的事情暂且不论，就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旗号下，人们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个人命运最好途径。于是，能不能顺应“计划教育”的模式，能不能通过标准化考试进入一所大学，就成了学生、老师、家长最大的思想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便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重现。
这难道就是我们需要的教育模式，并且是青少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吗？为了弄清楚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妨看看以下这些论述。
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鲁迅说：“教育是要立人。”
卢梭说：教育是培养“既能行动又有思想的人”。
爱因斯坦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
这说明，把教育简单地理解成知识的灌输，是当今教育的问题所在。
那么，把教育的目的简化成单纯的知识灌输，会有什么危害呢？
早在1932年，潘光旦就在《教育与成见破除》一文中指出：“教育有两大目的，一是教人认识自己，尤其是认识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二是教人破除成见，少受些成见的蒙蔽。”他认为，由于我们总是把精力放在学制调整、课程设置方面，不重视认识自己、破除成见的问题，因此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这些人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了。更可怕的是，近年来办教育的人虽然也承认应该破除成见，但是却只知道破除别人的成见，不知道破除自己的成见。这样一来，别人的主张是成见，而自己的主张却成了主义和学说。这种将某种主张定于一尊的作法，不但让青少年无法认识自己，也容易让他们遭受蒙蔽。
为了让学生认识自己，少受蒙蔽，他在《完人教育新说》中指出，学校应该提倡“价值意识”的教育。这种值意识的培养，可以让人识别真伪，区分善恶，分辨利害。这就是说，如果只有大量知识而没有价值意识，就不会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成见所蒙蔽。
到了抗战时期，潘光旦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自由之路》一书中，把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当作争取自由的两个先决条件。他认为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自由就会不期而至，任何人剥夺不了。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即使调子再高，也是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