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告代理行业中，一旦客户已经指定了代理商，他们就希望陈述的主角就是最有可能继续承接业务的那个团队，这无疑把上面的问题复杂化了。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让所有与客户业务有关的人都能各司其职，但主角却只留给那些最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最受欢迎的人。但最关键也最重要的是，这个主角应该是最有可能为我们赢得客户业务的人。
与此极为类似的是，在辛普森的审判中(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例子更为简单，因为决策的最终目的不是延续原有的业务关系)，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辛普森被判无罪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与马西娅·克拉克相比，陪审员们更喜欢约翰尼·科克伦。同样，在1960 年美国大选中，约翰·肯尼迪对理查德·尼克松的胜利，以及30 多年后比尔·克林顿对乔治?布什的胜利，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和辩论中的对手相比，选民更喜欢肯尼迪和克林顿。
在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显然在于，怎样才能让自己更受欢迎呢？对于那些既没有约翰尼?科克伦的自信，又没有肯尼迪或是克林顿俊朗外貌的人，怎样才能成功呢？然而，我曾经目睹过很多自信而才华横溢的人只能与失败为伍。其中的真理在于，人们在律师、政治家或是广告代理陈述人身上所看重的东西，同样也是他们在生活其他领域中所重视的。当然，在专业背景下，某些技术专长或是经验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然而，常见的投票选举、招聘员工，或是雇用代理商、家居粉刷工、汽车修理师等却和我们选择朋友一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我们的选择取决于对方是否热情、幽默、易于交流，是否有共同的兴趣与爱好，是否感觉对方也喜欢自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倾向于非常仓促地作出上述判断。
于是，在审理辛普森案件的最初几天里，大多数陪审员就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不喜欢马西娅·克拉克。( 很多人可能在选择陪审员时，甚至是凭借先前看到的电视采访，就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自己应该喜欢约翰尼·科克伦和他的同伴。在建立了这种情感的纽带之后，约翰尼·科克伦和自己的同事就把这种纽带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向陪审团成员提出精心策划的问题，让他们把在生活中( 直接或间接) 遇到的一切偏见和歧视融入自己的判断中。即便科克伦无法证实辛普森是洛杉矶警察局警员事先预谋的受害者，但他至少让陪审团相信，这样的阴谋完全是有可能的。在法庭上，科克伦找到了一个公诉方证人——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员马克·富尔曼，整个审判过程让富尔曼臭名昭著，他向世人展现了一副种族主义分子的嘴脸。于是，罗德尼·金惨遭毒打的情景，以及在锡米谷法庭白人陪审员的庇护之下，那些被控毒打罗德尼·金的警察被宣告无罪释放的情形，立刻会闪现在这些陪审员们的脑海之中。科克伦还知道，每一名陪审员都有可能遭受过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侮辱，都有可能在街道上无端地被警察拉出汽车，而违章的白人司机却有可能逍遥法外，他们的朋友、家人和邻居也不乏类似的经历。尽管这样的经历和故事永远也不可能堂而皇之地成为辛普森案件的证据，但是在科克伦的精心诱导下，它们却成了辛普森无罪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