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布(1)

保罗和我一心想结交些法国朋友,可这并没想象中那么容易。原因之一在于,巴黎满是美国人,绝大多数都很年轻,而且喜欢聚在一块儿。这类人我们认识一些,而且也蛮喜欢他们的,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我发现他们对我的兴趣减淡了——毫无疑问,我对他们也是一样。例如,有两位洛杉矶来的女士,住在左岸,离我家不远,有一度我觉得她俩“相当不错”,可没过一两个月,这二位就完全从我生活中淡出了。这并不是有意识的疏远,只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离开美国的时候,朋友们给我们写了大把介绍信函,推荐我们去结识一些“务必要见见”的“朋友的朋友”。可我们太忙又太兴奋了,要过很长时间才能顺着名单一个个去见。况且,我们没有电话。

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物品,只有等到你没得用的时候,才会明白它们有多重要。电话就是个例子。搬进81号之后,我们就提交了一个装电话的申请,然后干等着。先是有个男的过来造访,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住在这地方。然后又有两个男的过来,“研究研究”我们的情况。最后又有个男的出现了,要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装个电话。整个过程太“法国”了,真让人发噱,想想在美国装个电话该有多快,就更觉得这情景好笑。等待期间,我得去邮局(也就是PTT,Postes, Télégraphes et Téléphones)打电话。那儿只有两部付费电话,而且一次只能买一个代用币。打三分钟电话要等上好几个小时,可我觉得挺开心,因为可以跟前台值班的两个法国女郎练法语。她们很好奇,想知道在美国是怎么办事的,而且告诉我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和八卦新闻,比如二战的时候谁都干了些啥呀,la grippe(流感)是如何像野火一样蔓延啦,还有附近哪儿买东西最便宜。

当我们终于开始给“朋友的朋友”打电话联络时,最先认识的一对儿就是伊莲和尤吉斯·保楚塞提斯(Hélène and Jurgis Baltrusaitis)夫妇。立陶宛人尤吉斯是个沉默内向的艺术史专家,刚刚从耶鲁和纽约大学回来过休假年(即sabbatical year,美国大学教授每七年有一次带薪休假年。——译者注)。伊莲是个性格外向的热心肠,是著名艺术史学家亨利·弗西林(Henri Fo?illon)的继女,而亨利曾是尤吉斯的导师。这对夫妇有个十四岁的儿子,名叫小让,喜欢狂嚼美国泡泡糖,把父母气得够呛。我们两家相当投缘,一见如故,尤其是和伊莲。伊莲是那种喜欢尽情享受人生的人,遇到星期天,尤吉斯会一头扎进书本,而伊莲会迫不及待地跟保罗和我一道去郊外远足。

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三人开车去了枫丹白露森林。灰暗的天放晴了,露出大片的湛蓝晴空,空气清冷,阳光灿烂。我们步行了一小时左右,然后从满满的食篮里掏出吃的来:香肠、水煮蛋、法棍面包、甜点,还有一瓶摩泽尔(Moselle)产的白葡萄酒。灰色的岩石上覆满了祖母绿色的青苔,我们靠在上头,享用着野餐。除了山毛榉树上呱呱叫着的乌鸦,这个神奇的地方只有我们三人。回家路上,我们在小镇埃堂普(Etampes)里逗留了一会儿。十二世纪的教堂旁有个小咖啡馆,一群当地人喝酒喝得脸膛红红的,沙哑地颤着嗓子高唱着小曲,正在庆祝着什么。这场面真叫人开心。

我在法国待得越久,就越是为它心醉神迷,对它的感情也越加深厚。当然了,我思念在美国的家人,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比如化妆品和好咖啡之类的,可美国好像变成愈来愈远的梦境了。

保楚塞提斯夫妇——简化一点,叫保楚吧——介绍我们加入了弗西林小组,这个团体里有十五至二十位艺术史专家,很多都是伊莲继父的门生。他们每周一次在保楚家里碰头,啜饮红酒,品尝小食,满怀激情地争论某些话题。比如说,某个教堂的假耳堂(false transept)(耳堂,也叫袖厅,是罗马和哥特式教堂中的十字形翼部,和主厅成垂直交叉。——译者注),究竟是1133年之前还是之后修造的。聚会的常客有个极为固执的波兰人,名叫路易斯·格罗德茨基(Louis Grodecki),还有机智老练的法国人维迪尔(Verdier),这二位经常就中世纪的秘事相互攻击;让·艾旭(Jean Asche),一个魁梧的战争英雄,曾被纳粹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的太太特蕾丝(Thérèse)成了我的挚友;还有大学讲师邦尼(Bony)。这是个活跃的知识分子圈子,而且非常法国化,正是保罗和我想寻找的类型。可单凭我们自己,是无论如何不会结识这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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