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和我一心想结交些法国朋友，可这并没想象中那么容易。原因之一在于，巴黎满是美国人，绝大多数都很年轻，而且喜欢聚在一块儿。这类人我们认识一些，而且也蛮喜欢他们的，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我发现他们对我的兴趣减淡了——毫无疑问，我对他们也是一样。例如，有两位洛杉矶来的女士，住在左岸，离我家不远，有一度我觉得她俩“相当不错”，可没过一两个月，这二位就完全从我生活中淡出了。这并不是有意识的疏远，只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离开美国的时候，朋友们给我们写了大把介绍信函，推荐我们去结识一些“务必要见见”的“朋友的朋友”。可我们太忙又太兴奋了，要过很长时间才能顺着名单一个个去见。况且，我们没有电话。
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物品，只有等到你没得用的时候，才会明白它们有多重要。电话就是个例子。搬进81号之后，我们就提交了一个装电话的申请，然后干等着。先是有个男的过来造访，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住在这地方。然后又有两个男的过来，“研究研究”我们的情况。最后又有个男的出现了，要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装个电话。整个过程太“法国”了，真让人发噱，想想在美国装个电话该有多快，就更觉得这情景好笑。等待期间，我得去邮局（也就是PTT，Postes, Télégraphes et Téléphones）打电话。那儿只有两部付费电话，而且一次只能买一个代用币。打三分钟电话要等上好几个小时，可我觉得挺开心，因为可以跟前台值班的两个法国女郎练法语。她们很好奇，想知道在美国是怎么办事的，而且告诉我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和八卦新闻，比如二战的时候谁都干了些啥呀，la grippe（流感）是如何像野火一样蔓延啦，还有附近哪儿买东西最便宜。
当我们终于开始给“朋友的朋友”打电话联络时，最先认识的一对儿就是伊莲和尤吉斯·保楚塞提斯（Hélène and Jurgis Baltrusaitis）夫妇。立陶宛人尤吉斯是个沉默内向的艺术史专家，刚刚从耶鲁和纽约大学回来过休假年（即sabbatical year，美国大学教授每七年有一次带薪休假年。——译者注）。伊莲是个性格外向的热心肠，是著名艺术史学家亨利·弗西林（Henri Fo?illon）的继女，而亨利曾是尤吉斯的导师。这对夫妇有个十四岁的儿子，名叫小让，喜欢狂嚼美国泡泡糖，把父母气得够呛。我们两家相当投缘，一见如故，尤其是和伊莲。伊莲是那种喜欢尽情享受人生的人，遇到星期天，尤吉斯会一头扎进书本，而伊莲会迫不及待地跟保罗和我一道去郊外远足。
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三人开车去了枫丹白露森林。灰暗的天放晴了，露出大片的湛蓝晴空，空气清冷，阳光灿烂。我们步行了一小时左右，然后从满满的食篮里掏出吃的来：香肠、水煮蛋、法棍面包、甜点，还有一瓶摩泽尔（Moselle）产的白葡萄酒。灰色的岩石上覆满了祖母绿色的青苔，我们靠在上头，享用着野餐。除了山毛榉树上呱呱叫着的乌鸦，这个神奇的地方只有我们三人。回家路上，我们在小镇埃堂普（Etampes）里逗留了一会儿。十二世纪的教堂旁有个小咖啡馆，一群当地人喝酒喝得脸膛红红的，沙哑地颤着嗓子高唱着小曲，正在庆祝着什么。这场面真叫人开心。
我在法国待得越久，就越是为它心醉神迷，对它的感情也越加深厚。当然了，我思念在美国的家人，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比如化妆品和好咖啡之类的，可美国好像变成愈来愈远的梦境了。
保楚塞提斯夫妇——简化一点，叫保楚吧——介绍我们加入了弗西林小组，这个团体里有十五至二十位艺术史专家，很多都是伊莲继父的门生。他们每周一次在保楚家里碰头，啜饮红酒，品尝小食，满怀激情地争论某些话题。比如说，某个教堂的假耳堂（false transept）（耳堂，也叫袖厅，是罗马和哥特式教堂中的十字形翼部，和主厅成垂直交叉。——译者注），究竟是1133年之前还是之后修造的。聚会的常客有个极为固执的波兰人，名叫路易斯·格罗德茨基（Louis Grodecki），还有机智老练的法国人维迪尔（Verdier），这二位经常就中世纪的秘事相互攻击；让·艾旭（Jean Asche），一个魁梧的战争英雄，曾被纳粹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的太太特蕾丝（Thérèse）成了我的挚友；还有大学讲师邦尼（Bony）。这是个活跃的知识分子圈子，而且非常法国化，正是保罗和我想寻找的类型。可单凭我们自己，是无论如何不会结识这些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