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还处在战后的恢复期，配给的咖啡很快就喝完了，化妆品很昂贵，质量好的橄榄油简直像宝石一样珍稀。家里没有冰箱，我们就像绝大多数巴黎人一样，把牛奶瓶子搁在窗户外头。幸运的是，我们从美国带来了碟子、银餐具、亚麻布、毯子，烟灰缸，而且可以在大使馆的福利社里买到美国商品。
我建了个账本儿，可很快就灰心了。保罗的薪水是每周95美元。把固定支出分派到信封里之后——4美元买香烟、9美元付汽油和车子检修费、10美元付保险、杂志、慈善用途等等——就只剩下15美元买衣服、旅行和休闲娱乐了。手头不宽裕啊。我们试图拿政府薪水过上小康生活，可这根本就不可能。幸运的是，我还有一小笔家里给的钱，能为我们带来一点儿微薄收入——尽管我们曾下定决心，要把它存起来。
保罗在美国新闻处做的第一个展览亮相了，那是一组关于“柏林空运”（即Berlin Airlift，1948年6月，苏联切断了通向柏林西部的地面交通，西方国家只能使用空运的方式向柏林运送物资。——译者注）的照片、地图和文字说明。展览布置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办公室橱窗里，吸引了众多路人的目光。与此同时，他慢慢地从大使馆的官僚体系里摸索出了应对之道，避免招惹了谁。
他手下的法国员工人数增加到了十个，人人都喜欢这位“希尔德先生”（这是由于法语和英语的发音不同，法国人会把查尔德念成希尔德。——译者注）。可他的美国同事们对他有点摸不着头脑。保罗是个非常优秀的展览设计师，会为精彩的工作成果而自豪，也懂得建立可靠人脉的重要性（“人脉，人脉”，他会这样喃喃低语）。可他完全没有向上爬的野心。对于那些渴望升迁的人来说，和“正确的人”共进午餐或是搞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可保罗经常背着相机，到塞纳河畔去独自吃个三明治，或是回家来跟我吃剩饭——鸡汤、香肠、鲱鱼、热面包——然后歇个小午觉。这种习惯对他的职业发展可能没什么好处，可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巴黎一起享受生活呢。
保罗对自己的画作和摄影作品的确是“野心勃勃”的，他会在晚上或周末干这些事儿，可就算这种野心，也更侧重艺术性，而不是商业化。他喜欢体育运动，是个柔道黑带，喜欢动手打复杂的绳结，或是做木刻。自然，他希望被别人视作重要的艺术家，可他作画和拍照并不是为了追求名利，创作本身给他的乐趣就足够了。
由于办公室人手不够，胶卷短缺，而且国务院的很多承诺都没有履行，保罗只得取消了一次初冬休假，给大使馆里的其他人代班。与此同时，我自告奋勇去给美国新闻处那五万张散乱的照片编号归档。二战期间我做过类似的活儿，可这回真是棘手。要给全部底片编出相互参照的条目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儿，况且，我希望编出个傻瓜式的系统给其他人（法国人）用。为了找出个编目的标准方法来，我去了五家大型的图片图书馆，结果却发现压根就没有标准方法。法国的图片归档都仰赖那些工作了三十年的女职员们——人家嗅嗅底片的气味，或凭借别的什么线索，就能辨认出是哪一张来。
小猫米奈特的到来，让我们这个家变得完整了。这是个狡黠、活泼的小家伙，一身泥巴色和奶油色混合的皮毛。我们猜，它大概是个杂种猫，没准是个驯化了的小街猫。以前，尽管我们在帕萨迪纳养过小狗，可我不算是爱养动物的人。但是保罗和查理很喜欢猫，而且极其钟爱伯瑞犬——一种毛乎乎、爱流口水的法国牧羊犬，他们称之为“最高贵的品种”。（在华盛顿的时候我们养过一只，名叫公爵，可很小就夭折了。惨得很，它是被袜子噎死的。）
小米奈特很快成了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它喜欢趁吃饭的时候蹲坐在保罗的大腿上，认为保罗没盯着盘子的时候，就用爪子划拉点吃的过来。拿一颗抱子甘蓝拴在线上，它就能玩上好长时间；或是卧在暖炉底下，摇着尾巴往外瞅。有时，它会自豪地叼个老鼠给我们看。它是我的第一只猫，我觉得这小家伙真是妙极了。很快，我开始留意各处的猫儿，它们有的在街巷里悄悄潜行，有的卧在墙头上晒太阳，或是蹲在窗台上俯视着你。这些小东西真是有趣，而且很有主见。渐渐地，我把它们跟巴黎画上了等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