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把隔壁房间用作卧室。这间房子的墙上贴着绿色的壁布，挂着满满当当的装饰盘子、牌匾、雕刻、多宝格之类的东西，把房间弄得活像个刚切开的葡萄干蛋糕。我们把绝大多数挂饰摘掉，也挪走了不少桌椅、坐垫、边桌，把这些统统收到楼上的一间空房里——我们管它叫密室。为了照顾皮埃尔太太的感受，保罗画了一幅图，把每件东西原来的位置都描了下来。等到我们搬走的时候，可以对着图纸把房间复原。
厨房在三层，有个传菜的小升降机和客厅相连，不过这东西经常不管用。厨房面积很大，通风良好，一面墙上开着大扇大扇的窗户。屋里有个巨型的炉子，看上去有十英尺长，半年就能耗掉五吨煤。这个大怪物上头搁着一个新鲜玩意儿，是个两灶头的小煤气灶，带个一英尺见方的小烤炉，只够热盘子和烤土司的。厨房里还有个四英尺见方的皂石浅水槽，没有热水管线。（我们发现这水槽冬天没法用，因为在墙外的那段水管会冻上。）
这幢楼没有中央取暖设施，湿冷得像拉撒路（圣经人物，被耶稣从坟墓中唤醒复活。——译者注）的墓穴。人待在屋里，都能呼出大团大团的白雾。所以，我们像地道巴黎人那样，在客厅里装了个难看的圆肚小暖炉，把门窗关得紧紧的。我俩整天给这小破炉子加煤添料，而它还给我们一丝微弱的暖意和浓重的煤气味。我俩挤在小炉子跟前，还真像一对儿：保罗裹着中式棉袄，坐在炉子和四十五瓦的电灯之间看书；我呢，“风情万种”地套着厚厚的棉大衣，里头穿了数层长内衣，脚上蹬着硕大又难看的红皮鞋，坐在镀金桌子前头，用冻僵的手指勉力打字写信。噢，多么魅惑的巴黎！
跟查理和弗蕾迪?查尔德两口子住在缅因森林中亲手搭建的小屋里，过过条件原始的日子，这我一点也不介意，不过，既然身处“世界文化之都”，再过更为原始的生活，就没任何意义了。所以，我弄了个临时的热水系统（在煤气锅炉上架桶水），开辟出一块洗碗的地方，又弄了个带盖的垃圾桶。我还在厨房的墙上钉了一溜钩子，把厨具挂在上头，包括我的“戴西”牌开罐刀和磁铁刀架，这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总说“大学路81号”太拗口，我们很快就把新家地址简称为“大学路”，或是只说“81号”。
大学路的租金中包括女佣费用，她叫弗丽达。她二十二岁左右，是个艰难求生活的农村姑娘，有个可爱的九岁私生女，寄养在乡下。弗丽达住在四楼，条件清苦得吓人。她那儿没有浴室和热水，所以我把三层的浴室隔出一角给她用。
让女佣帮我干家务活，我还很不习惯；和弗丽达相处需要我们双方的磨合。她的汤做得很好喝，可算不上是好厨娘，而且她有个很不好的习惯，总是爱把银餐具重重地乱堆在桌子上。有天晚上吃饭前，我叫她坐下来，给她指点指点该怎么干活。我操着结结巴巴的法语，试图跟她讲明白该怎么布置餐桌，怎么从左边上菜，怎么花点心思把活儿干好。可我还没说几句，她就开始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咕哝着一串法语，冲到楼上去了。我跟她上楼去，试图再跟她解说明白。我用上在伯利兹语言学校学来的虚拟语气，跟她说，我希望她过得开心，好好干活但别太辛苦等等的。结果这导致了更多的抽噎，眼泪，和茫然的对视。终于，经过一番磕磕绊绊后，我们终于摸清了对方的脾气。
在法国，雇主应当给员工付社保费用，大概是每三个月6至9美元；我们也给弗丽达付健康保险。这个是公平合理的制度，我们也很乐意帮助她。但对于帮佣这回事儿，我依然心情复杂。部分原因是，我发现自己真的挺喜欢采买东西、打理家务的。
怀着布置新窝的心情，我去逛市政厅市场（Le Bazar de l’H?tel de Ville），也就是大家常说的“le B.H.V.”。这个庞大的市场里满是便宜的货品。光是走上一圈儿就要两个小时。我买了水桶、洗碗盆、扫帚、肥皂搁架、漏斗、插座、电线、灯泡、垃圾桶。我把战利品塞进“蓝光”车子，开回81号的家里，然后再返身回去采买更多的东西。我甚至花了九十美元买了个全新的炉子哩。有一次，我买了个煎锅、三个炖锅，还有一盆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