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横穿过塞纳河，在绿草茵茵的杜伊勒里公园（Tuileries）徜徉，走过阴湿的背街，那儿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怪味：腐烂的食物、烧着的木头、污水、陈年灰泥，还有人的汗味儿。随后我们登上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参观圣心堂（Sacré-Coeur），俯瞰城市全貌；下来之后，沿着塞纳河走回，经过波拿巴路（Rue Bonaparte），在一家很不错的名叫米绍（Michaud）的老馆子吃了午饭。
巴黎的餐馆和美国的相当不一样。走进小小的馆子，你会发现椅上卧着猫咪，贵宾狗从桌子下面或是女客的包里探出头来，角落里还有小鸟在吱吱喳喳，太有意思了。我喜欢餐馆门口展示海鲜的架子，并且开始大胆地点菜。白酒贻贝是个全新的体验，贝壳上的须须被摘掉了，贝肉鲜美得超乎想象。还有别的惊喜，比如巴黎当地的梨子，又大又多汁，软甜得可以用汤匙挖着吃。还有葡萄！美国的葡萄真讨人嫌，可巴黎的葡萄精致可爱，散发着甜蜜、幽微、倏忽不定的果香，真教人难以抗拒。
探寻这座城市的同时，我们尽力尝试各种各样的美食，从时髦小馆到简陋小店，我们都要去尝尝。总体来说，餐厅越是昂贵，对我们就越不热心，大概是感觉到我们在计算花费吧。红皮的《米其林指南》成了我们的美食圣经，我们喜欢那些两星级的餐馆，品质和花费都属中等。两个人在这种餐厅吃顿饭大概要五美元，包括一瓶平价葡萄酒。
米绍一度成了我们最爱的地方。保罗是从大使馆的朋友那里知道它的，它就坐落在巴克路的拐角处，也就是大学路（Rue de l’Universite）和雅各路（Rue Jacob）交汇的地方。这是个亲切舒适的两星级餐厅。餐厅老板是个女的，大家就叫她“老板娘”。这是个四英尺三英寸高的娇小女人，整洁玲珑，长着一头红发，有种法国人“一点也不能浪费”的节俭脾气。她常待在吧台，侍者把客人点的单子带过去，她瞄上一眼，探进小冰柜里把你点的食材拿出来——肉、鱼、蛋，不多不少地摆在盘子里，然后送进后厨去。她把酒换瓶。她在收银台找零钱。如果糖没了，她就快步跑到楼上公寓里，从一个棕色的厚纸板盒子里把糖拿出来，舀出刚刚好的量倒到罐子里，一粒糖渣也不会浪费。
尽管她脾性节俭，可老板娘有种亲切而微妙的魅力。一般来说，一晚上你有三次跟她握手的机会：刚进门的时候、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她会到你桌前逗留一会儿）、出门的时候。她很乐意端杯咖啡坐下来跟你聊会儿，但也只是片刻功夫。遇上客人有好事庆祝，她会过来一起喝杯香槟，但不会久留。米绍的侍者都在六十岁上下，待客的态度和老板娘一样，亲切中带着几分矜持。客人们大多是拉丁区的巴黎人，也有少数几个误打误撞找上门来、却没对他人声张的外国人。
那天下午，保罗点的是煎腰子，配水田芥和炸薯条。我挑花了眼，但最后还是点了香煎鳎鱼。我没法抗拒它的美味，那种煎得焦焦脆脆的口感啊！我们还点了酒和香软得完美的布里芝士（Brie），整顿饭加在一起是970法郎，约合3.15美元。
饭钱是多少，全看你用什么汇率算。我们这些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只能以官方汇率换法郎，大约是1美元兑313法郎。可在黑市上，1美元能换来450法郎，几乎高出三分之一。尽管我们可以多换点，可这是违法的，而且我们不敢为了省几个钱，赔上名誉和工作。
下午我们又逛了很久，吃了顿平庸的晚餐，可李普酒馆（Brasserie Lipp）的美妙甜点堪称高潮，为当晚画上精彩的句号。我兴高采烈，保罗也是。我们聊起了人常说的“粗鲁的法国人”：保罗说，二十年代的时候，百分之八十的法国人很难搞，百分之二十的人很有魅力，如今这个比例倒过来了——百分之八十的法国人魅力十足，粗鲁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他觉得这大概是战争的影响。但也有可能是他的人生观变了。“我不像以前那么刻薄了，”他承认，“这都是你的功劳，茱莉。”我们相互剖析评价了一番，得出个结论：婚姻和日渐成熟的年纪对我们很有好处。最重要的是，巴黎让我俩美得晕乎乎的。
“肚脐上的唇印，空气里的音乐——这就是巴黎啊，老弟，”保罗在给弟弟查理的信中这样写道，“多么可爱的城市！普罗旺斯田鸡腿那么鲜美，教皇新堡（即Chateauneuf- du-Pape，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区。——译者注）红酒那样香醇！还有干干净净的白色贵宾狗、干干净净的白烟囱。多么风度翩翩的侍者和领班，多么魅惑冶艳的美女，多么漂亮的花园、街道和小桥！咖啡桌前来来去去的人群是那样迷人，有着水井和雕像的小庭院是那样古雅僻静！带着蒜味的饱嗝！包裹在丝袜里的秀腿！涂着睫毛膏的浓睫！永远不管用的电器开关和马桶拉绳！好哇! 瞧啊!马赛鱼汤！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