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把行李从车子上卸下来，然后驾车驶入了雾蒙蒙的暗夜。他要去找个停车场，据说离得不远，只有五分钟路程。听人说，晚上把车停在街边不安全。我们的别克车——法国汽修工管它叫“美国大家伙”——比当地的雪铁龙或标致车子都大得多，保罗急切地要给它找个安全的地方。我带着行李进了房间，却发现脚下的酒店像美国号邮轮一样，左右摇晃。我还没找回脚踏陆地的感觉呐。
一小时过去了，保罗依旧不见踪影。我饿了，而且越来越心焦。终于，他气急败坏地回来了，说道：“真见鬼，我开错了方向——本该沿着拉斯佩尔大道（Boulevard Raspail）往回开的，结果我往前走了，然后又沿着圣日耳曼大道兜了回来，还以为那就是拉斯佩尔，结果开进了一条单行道。所以我把车子停下，走路去找。等到我终于找到了车库，又找不到车子了！我以为我把车停在了拉斯佩尔，可实际上停在了圣日耳曼！谁都不知道那车库在哪儿，也不知道酒店的方向。最后总算把车子开到了车库……咱们去吃饭吧！”
我们去了圣日耳曼大道上的一家小馆子，尽管没有一样菜比得上王冠餐厅（它成了我的味觉标杆，每吃一顿饭我都会跟王冠的那一顿比较一番），可味道也不错，只是馆子里挤满了观光客，让人失望。我才刚到巴黎几小时，却已自认为是本地人了。
保罗在美国新闻处的工作职责是“通过平面艺术的手段，把美国政府认为重要的美国生活方式展现给法国人民。”它的用意是在两国间建立友好关系，让法国相信美国是个强大又靠得住的同盟军，马歇尔计划（即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者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法国进行重建（同时不会对法国政府指手划脚，干涉法国人处理国家事务），并且暗示贪婪的俄罗斯可不值得信任。这任务听上去十分清楚明白。
第一天上班，保罗就发现，美国新闻处的展览部门已经数月来无人领导，一片混乱。他要管理八个人，而且都是法国人：五个摄影师、两个设计师、一个秘书。这些人士气低落，工作量超过了负荷，可薪水过低，心里头还颇有些妒忌。办公室里缺乏最基本的用品，几乎没有胶卷、相纸、显影剂、闪光灯；甚至连必备的办公用品都没有，比如剪刀、墨水、椅子——还有预算。他办公室里的灯一天要坏三四次。由于没有文件夹或文件架，部门里的五万张照片和底片大多数都塞在破烂的牛皮纸信封或旧包装盒里，堆在地板上。
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也就是负责管理马歇尔计划的组织，却不断发来轻率的、海量的工作指令：为里昂（Lyon）的商品交易会准备几百件参展材料！结识当地所有的政治人物和记者！把海报发到马赛、波尔多（Bordeaux）和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在大使为三百名贵客举办的香槟酒会上保持翩翩风度！为一家美国妇女俱乐部举办一场艺术展！等等等等。战争期间保罗经历过更糟的境况，可他生气地说，这种工作条件简直是“荒谬透顶、天真幼稚、蠢得没法说！”
我在巴黎城里随意闲逛，迷路、找路；跟修车师傅开展长篇大论、半懂不懂的谈话，探讨修理火花塞的问题，免得发动机“砰砰”抖动；我去逛了一家大商场，买了双拖鞋，又去了服饰精品店，买了一顶漂亮入时的帽子，上头装饰着绿色羽毛。我这日子过得“assez bien”——还不赖嘛。
在美国大使馆，我领到了物资配给簿、工资条、供给券、旅行优惠券、请假单、身份证件，还有名片。卡弗里大使夫人认为如今使馆内的礼仪有日渐松懈之势，于是坚持我们这种人——外交图腾柱底层的小人物——应当给每一位同级或更高级别的人递交名片：这意味着我要为保罗交出200张名片，为自己交出100张来，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