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上的大多数领导者都没能从之前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他们的高风险策略和过度使用金融杠杆的做法随着他们的薪酬水平一路升级，并在2007年达到顶峰。那些陷入困境的公司，比如说贝尔斯登公司、AIG、雷曼兄弟、乡间金融、房利美、房地美、美林公司、花旗银行、美联银行和UBS等的领导者们，都没能看清危机即将到来，以至根本无法通过及时调整来拯救公司。
由于没有来自政府部门的任何限制，这些投机者们愈加疯狂，直到美妙的音乐戛然而止——全球经济随即崩溃。根据政府监管专家马丁·李普顿（Martin Lipton）和杰·洛什（Jay Lorsch）的说法，“股东权力过大是导致管理者片面追求短期利益的根本原因，因此才导致了现在的这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疯狂追求短期效益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正如“奥马哈圣人”沃伦·巴菲特所说的那样，“只有当潮水退去时，人们才能看清谁在裸泳”。考虑到巴菲特所取得的成就，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大多数投资者都没能听从他所提出的长期投资、价值分析、不要过于复杂等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投资策略。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领导的重点不在于特权、头衔或金钱。领导是一种责任”。可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当危机爆发时，虽然成百上千万人因此失业，数以万亿计的财产凭空蒸发，却很少有领导者愿意站出来承担责任。
有些失败的领导者仍然在抵赖，他们拒绝为自己公司的崩塌承担任何责任。贝尔斯登前任CEO阿兰·施瓦茨（Alan Schwartz）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回头看看，就算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又有什么办法来避免这场危机呢？我还是不可能想出任何办法来做出任何改变。”雷曼兄弟CEO理查德·富尔德则认为：“我每天晚上都在问自己，我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我所有这些决定都是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做出的。”
施瓦茨和富尔德根本不愿意坦诚地分析自己在这些失败中的责任。想想看，不要说是这么大的问题，就算是在一些小事上出现失误，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自己到底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吗？事实上，施瓦茨和富尔德是在推卸自己作为领导者的责任。
在2009年4月对机构投资委员会发表的演讲中，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把视野放得更加开阔。他宣称，金融机构的一些做法加速了当前的这场经济崩溃，“金融机构应当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健康负起责任。我们需要一个健康、运行良好的系统，但我们大家都没有去思考当今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做法是否真的有利于公众的长期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