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之前，我的一位故人的女儿请我12月13号去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做演讲。拖延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还是决定遵守我的诺言，虽然我的演讲无法飞出学院的围墙——但在总统遇难三个星期之际，这是我致悼词的一个机会。我说：“在他青年时期嘲笑过他的那些长辈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孤儿，对他的耐心感到不耐烦的年轻人突然发现自己变得苍老虚弱了。”我谈着他杰出的品质、成就和独特的魅力。“他是第一位出生在20世纪的总统，第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总统，第一位探索太空的总统，第一位在他整个任期都承担着冷战期间的巨大又棘手的任务的总统。”我引用雪莱为年轻的济慈所写的悼念诗：“即使未来忘记了过去，他的命运和盛名也将成为永恒的回音和光芒。”我还引用了丁尼生的诗句：“庄严的船队在前进，驶向山下的海港，可消失了的轻抚与静默了的声音竟在何方！”演讲后我没有接受任何提问直接返回了白宫。
让那段日子更加难熬的是，在分居三年之后，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卡米拉在1963年的夏末正式离婚。离婚后，她和我们的三个儿子搬到了她以前在威斯康星州的家。他们的离开让我感到很痛苦。虽然卡米拉大度地向我声明，结局不能怪我们两个——1949年结婚的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我们在华盛顿过着不同的生活，踩着不同的步伐，朝着不同的方向，但我仍然觉得我有责任。作为总统的竞选助手和顾问，我需要经常出差，不完整的生活破坏了我们的婚姻。早在1960年就有记者问我，竞选期间我几乎都不在家，我的家人对此有何看法，我回答道：“他们已经习惯了——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样子。”有位作家说得很对：“就好像特德这样对他的家人说，‘看，我的爱属于你们，但是我的生活属于总统。’”在1963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失去了家人，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也失去了我生活的目标。
我意识到，为了我和肯尼迪所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我没有任何理由停止继续奋斗。于是，我的悲伤逐渐转变成了我的决心，而不是让“他们”（不管“他们”指的是谁）破坏我和肯尼迪曾经共同追求的目标、计划和理想。奥登的挽歌很好地击中了我的感受，“他就是他自己；他将成为什么人，这取决于我们……”那时候，我发誓要尽我所能让肯尼迪的精神延续下去。在过去的11年，我的全部工作就是帮助肯尼迪发展国内公平公正的政治体系、促进国际和平，帮他实现他的兴趣，帮他被世界记住，帮他传播他的思想。接下来的四十多年里，这些就是我的业余工作。
我喜欢怀念他活着时的美好，而不愿记起他死亡的可怕，所以我从未去达拉斯参观纪念肯尼迪之死的博物馆，也没有看过泽普鲁德的电影《刺杀肯尼迪》，更没有坦率地谈过我那时真正的感受；我觉得就算是几十年之后再去说或者再去回忆，也会让我心痛如绞。不单是我有这样的感受，就连与总统不那么亲近的迪安·腊斯克在1988年的信中也说道：“我从未想过把那次暗杀带来的痛苦形成文字，因为仅用文字根本不能表达。今年是肯尼迪逝世25周年，而我的感受从未如此深刻。”
我不知道我是否已从肯尼迪之死的阴影里走出来。时光流逝。关爱和欢笑帮助了我。但是，5年之后，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遇刺，又加深了我对那段时间的痛苦回忆。这两段悲剧强行夺走了我的未来。
肯尼迪之死对美国和世界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对我造成的影响。在我的生命中，我见过许多动摇了美国的剧变——1941年珍珠港事件、富兰克林·罗斯福之死、马丁·路德·金遇刺、2001年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但是这些都不及肯尼迪遇刺给美国人的心理和精神带来的打击严重。一个充满希望和骄傲的时代刹那间化成了一个充满绝望和悲观的时代。
许多历史学家和我一样确信，如果肯尼迪还活着，世界会是另一个样子。越南战争的情况不会逐步恶化；冷战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肯尼迪会把和平的多边主义发展为美国和世界的主旋律，他会做得和罗斯福一样好。约翰逊的民权法案、“伟大社会”社会福利政策和其他国内政策，都是根据肯尼迪1963年的立法基础上形成的，如果他还在，会更早地实现。如果美国的年轻人和黑人所信任并拥护的肯尼迪总统还在白宫的话，那么1968年到1970年间的国内暴乱和校园暴乱就不会发生了。他为那么多人付出了那么多心血，就算被一个他不曾错怪过的人不明缘由地刺杀了，他仍然在付出。正如几年前肯尼迪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的那样：“生活是不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