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美国之后，詹斯一家来到内布拉斯加州寻找出路。据说詹斯的父亲曾被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分配的土地吸引。该公司为了鼓励移民购买便宜的土地，承诺买地的人可以成为这个人口稀少地区的新居民。几年后，年轻的詹斯搬到怀俄明州首府夏安市，成为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一名铁路护工，之后成为州议会大厦的建筑工人，后来又当上了医院的护理员，根据英语习惯他把名字改为詹姆斯。1889年，他与同是来自日德兰半岛的安·马德森结婚。年轻的安在詹斯寄宿的公寓里当厨师和裁缝，就在一年前，也就是安19岁那年，她的继父带着她和两个兄弟一起来到美国。我非常了解也非常喜欢安，所以小时候经常去看望她。听说她的曾祖父很有音乐天赋，还特别喜爱诗歌。
1880年曾祖父索伦带他的妻儿来到美国，这是两百年以来，我的祖先们首次踏出莫斯岛。我与肯尼迪结识的初期，还是参议员的他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寄信给我，他提及那里迷人的风光，还非常困惑地问道：“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人要移居国外？”
2003年，我和我的女儿朱丽叶参观了莫斯岛，我曾经试着猜测索伦移居的原因。索伦生活的那个年代，当地人没受过宗教或政治镇压，他们待人友好，耕种着肥沃的土地。但索伦显然具有海盗般的冒险精神，他对新机遇充满与生俱来的向往，在听说内布拉斯加州有大量肥沃的土地，而且还不用担心受到外居地主的骚扰后，便希望有更多的空间让他的孩子成长。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对新机遇的热情。
我和朱丽叶受到了好客的莫斯居民和市长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作为岛上的贵宾，我们受到了特殊的款待，品尝岛内的传统美味——油炸鳗鱼。之后，我终于明白了索伦为什么要离开。当听我赞扬他们的款待是如此“与众不同”时，这里的主人只是微微笑了一下！日德兰半岛是出了名的保守，我告诉朋友们他们最幽默的笑话也只是“一般般”。
我的祖父母结婚后，就搬回了内布拉斯加州。根据林肯总统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他们在州北部中心地区寻找耕地。祖父詹斯回到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谋生，祖母留在家里操持家务。她出身于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所以能教邻居妇女阅读和书写。夜幕来临，邻居们从地里回来，就聚在一起交谈，在煤油灯下看书。他们和邻居轮流读《圣经》，并讨论其中的涵义。
詹斯和安最开始生活在一个山洞里，比山南边的小山洞还小，用原木、树枝、灌木、稻草等巩固外围和顶部，有时也用焦油纸或零散的木瓦。内布拉斯加大草原的冬天是最难熬的，即使是那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也难以忍受这里的严寒。很快，小山洞被粗糙的石屋代替，这种石屋由一种带着整齐美纹的岩石垒成，有人称之为草原石或者内布拉斯加大理石，经受了万万年酷暑和寒冬的考验。19世纪的政治家都喜欢宣称自己出生在小木屋里，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我父亲克里斯蒂安·索伦森是1890年出生在山洞还是石屋里，现已无从考证。倘若出生在石屋里，那么他在政治上就有更高贵的血统。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穷乡僻壤。这里没有电，要想喝水的话，只能用水桶去井里打；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医疗设施。安有3个孩子是死胎，被埋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周围种着蝴蝶花。在10个幸存的孩子中，我的父亲是老大。祖父母一家赖以为生的耕地，不是遭受干旱、洪水、雹子、暴风雪这样的天灾，就是遭受泛滥的蚱蜢这样的虫害，要么就被铺天盖地的沙尘侵蚀，甚至在半个世纪后的林肯市，在我的记忆里，我还见过蚱蜢席卷草坪、黄沙漫天飞舞的情景。沙尘无孔不入，草地上、房屋里，穿过窗户的裂缝，钻进橱柜里。草原诗人伍迪·格思里曾经写过一首民谣，就是描写1935年4月（我即将满7岁）那场来势汹汹的沙尘暴：“它来到我的城市，就像拉下了黑色的天幕，我们想，这是命中注定，我们在劫难逃……”
此前半个世纪或更早一些，祖父詹斯终于熬过了这一切，苦尽甘来，赶上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签署颁布《赠地法》，成了地主，当时那是相当荣耀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联邦政府为美国农民实施了一项农村供电计划，以改善人们的生活，还为他们带去了电水泵、电灯、洗衣机、收音机，之后又提供了电视和许多其他的家用电器。在内布拉斯加州，这场变革是由我祖父发起的，在得克萨斯州，则是由林登·约翰逊领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