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会想：“家乡的名字会影响一个人的政治生涯吗？希望？独立？”我始终记得自己成长在以亚伯拉罕·林肯命名的城市里。庄严的林肯雕像矗立在州议会大楼前，墙上镌刻着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词，那是我一直以来最常引用的文稿，深深地吸引着我探究他的人生和他的言谈。
我一直将内布拉斯加视为心灵圣地，它对我年轻时的世界观有着极深的影响。在那些安宁的日子里，内布拉斯加人衣着朴素，言行坦荡，绝不与各种中坚分子和狡诈世故的人为伍。他们大多是秉承中庸之道的中产阶级，是逐渐关注内布拉斯加农作物在海外的稳定市场的孤立主义者，是支持政教分离（但提倡学校公祷）的忠诚教徒，是对极右派和极左派都持怀疑态度的实用主义者和商人。他们以社会为本，反对政客们的挥霍无度，对虚伪地在琐碎小事上大做文章，却对真正重大的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的两党政客更是深恶痛绝。
然而，内布拉斯加州孕育了许多敢于挑战传统观念的领导人——满怀激情的传统政治反对者、宗教保守主义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民权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四世），休伯特·布劳内尔，艾森豪威尔司法部的J.李·兰金，后者曾经协助勇敢的民权法官们进入南部的联邦法院。
最有名的内布拉斯加人不是政界人物，而是已故的约翰尼·卡森。20世纪40年代，我和约翰尼在内布拉斯加大学上学，他以魔术和口技表演闻名全校。我的哥哥汤姆认为约翰尼是他所教的新闻学初级班中最聪明的学生。毕业之际，汤姆推荐他到当地电台工作，当时汤姆是那里的新闻总监。“啊，谢谢你，索伦森先生，”约翰尼说道，“但我想尝试去好莱坞发展。”“好莱坞？”汤姆简直不敢相信，“我提供的这份工作一星期可是55美元啊！”
内布拉斯加总是那么令人神往。内布拉斯加人对那些东部人向来反感，东部佬总是无视其魅力，认为那里无趣得可以“一掠而过”。搬到东部后，我的耳边总是充斥着流言恶语，说什么从东部到西部的边境是多么漫长、乏味、一成不变。这都无所谓，反正东部人以后会了解的。
我的身上流淌着丹麦人、俄罗斯犹太人的血液，无疑属于这个泱泱大国里人数最少的民族。我的曾祖父——詹斯·克里斯蒂安·索伦森，出生在1866年的丹麦尼克宾市，他的父母亲分别叫索伦·佩德森和麦蒂·玛丽。他有一个绰号叫索伦邮差，显然是因为他靠当邮递员来赚取北海渔业和农业以外的收入。从教会和其他记录来看，我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我的六代之前的祖父佩德·克里斯蒂安，他于1683年与安妮·索伦斯戴特结婚，后搬到莫斯岛上的拜尔比以务农为生。那是一个很小的附属岛，位于日德兰半岛的一个大湖中央，这个半岛形成于冰川时代，占据着丹麦西部的绝大部分地域。（索伦或索伦森这个姓氏在北欧非常流行，如19世纪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可能源于希腊著名的梭伦改革。——译者注）
之后的几代人都居住在莫斯岛上，都是农民和渔民，包括尼尔森斯、努德森斯、克里斯德森斯、拉森斯和佩德森斯，他们也当过临时教师、教区执事、圣歌歌手和校长。好几代人都是非常虔诚的宗教信徒。我祖母的一位祖先曾以斯堪的纳维亚联盟的传教士身份访问中国西北地区，我祖父的一位祖先可能还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住了一段时间，那里曾被丹麦和德国占领多年。据说他加入德国军队，与法国开战，被俘后又获释放，随后与德国当地一位男爵的女儿结了婚，这是我的世系里唯一与皇室血统沾边的。而唯一的丑闻，则是传闻曾曾祖父可能是他父亲在德国国王麾下服兵役期间的私生子。
祖父詹斯14岁的时候，曾祖父母带着他们五兄妹来到美国，他们从不来梅出发，乘坐S.S.意大利哈普斯堡号，与八百多名乘客挤在下等舱中。1880年5月28日抵达纽约港。尽管那时詹斯只有14岁，但他是家里幸存的5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还有4个出生更早的孩子很小就分别因天花、白喉、猩红热和肺结核而夭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