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人有意识地研究日本文学史，始于20世纪的"五四"时期，周作人（1885-1967）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1918）、《日本的诗歌》（1921），是最早扼要勾勒日本小说（近代）和诗歌历史发展轮廓的文字。同一时期，在这一方面用力最多的应该说是谢六逸（1898-1945），1926年至1927年间，他曾为郑振铎（1898-1958）的《文学大纲》撰写"日本文学"部分，随后，他以单行本形式刊行《日本文学》（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9月）。该书从日本文学的发生讲起，依次叙述日本上古到明治时代的文学，是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日本文学史。1929年，谢氏又在北新书局出版《日本文学史》，分上、下两卷，下卷叙述近现代，时间下限延伸到昭和初年。谢著依据日本文学的原文文献，参考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又努力"立于客观的地位"上进行介绍和分析，所以，其叙述方式与评断的观点都与"日本学者为该国人士编著的书"不尽相同。而在叙述的内容和材料取舍方面，则"悉以适应我国的阅者为准则"。考虑到中国人长期存在的"同文同种"的错误观念，以及把"日本人的'汉诗汉文'"看作是"日本自古迄今的文学"的认识，谢著把日本的汉诗汉文全部略去。（此处引文均引自谢六逸《日本文学史》"序"、"编例"）谢著《日本文学史》仅10多万字，但选材谨严，叙述精炼，裁断得体，中国的日本文学史研究，有这样一部著作奠基，无疑是一件幸事。
但是，由于中日之间的复杂历史纠葛，以及其他多种原因，谢六逸《日本文学史》问世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未有日本文学史的新著出现，直到1970年代后期，始有日本学者编撰的文学史翻译出版（如吉田精一著《日本现代文学史》，1976；西乡信纲著《日本文学史》，1979；松原新一等著《战后日本文学史o年表》，1983）。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撰著的日本文学通史、断代史、思潮史、文类史陆续出版，一时形成文学史写作的热潮，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王长新著《日本文学史》（日文，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吕元明著《日本文学史》（长春，吉利人民出版社，1987）、彭恩华著《日本俳句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日本和歌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刘柏青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李德纯著《战后日本文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等。毫无疑问，叶渭渠、唐月梅两教授的4卷本《日本文学史》，与这一文学史写作热潮是有密切联系的。
三
与汉语学术界以往出版的《日本文学史》相比，叶、唐两教授的《日本文学史》最明显的特色，是篇幅的巨大。这当然是由著者的写作主旨决定的。以往的文学史多为大学教科书，是教学型的，不能不考虑和教学时间的匹配，所以篇幅大多控制在20万至30万字，内容以作家和作品为主，叙述则采取提纲挈领的知识介绍方式。叶、唐两教授的《日本文学史》是研究型的，不仅对作家、作品的介绍比其他文学史更详细，对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批评的梳理和描述也更为充分，还把常常被中国学者省略的日本汉文学纳入了叙述内容。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叶、唐《日本文学史》中对一些重要文学现象和文学观念的考证和辨析，如"古代卷"第十一章第二节《紫式部的美学观》，著者在指出"物哀"是紫式部的文学论的核心之后，不仅列举了与《源氏物语》同时代的其他物语作品出现的"哀"、"物哀"，与《源氏物语》一书的出现频率相比较（《源氏物语》中"哀"字出现了１０４４次，"物哀"１３次），还把《源氏物语》中13处出现"物哀"的段落全部摘引出来，结合不同的上下文排比对照，分析了"物哀"思想的意义结构在三个层面上的区别、关联和渗透，最后得出结论说："所有'物哀'的感动、'知物哀'的动心，都是带情趣性的感情，是从内心底里将对象作为有价值物而感到或悲哀、怜惜、愤懑，或愉悦、亲爱、同情等等纯化了的真实感情，而非单纯的触物感伤"。著者考察"物哀"意义内涵的方法，对于读者特别是年轻研究者们，显然可以起到示范作用，其意义其实大于著者所给出的结论。而把具体的研究过程和方法呈现出来，也只有在研究型的文学史中才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