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作为现代化成功楷模的日本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的国家目标和全体国民的热切愿望。在"文革"期间已经与中国改善了国家关系的日本，和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随着日本制造的产品特别是家用电器深入中国的千家万户，日本形象，在中国民众的日常感觉和中国媒体、知识界的叙述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重点，探究日本经济高增长的原因，成为广泛议论的话题。并且，与1970年代初期以前普遍把日本经济腾飞解释为"高度畸形的发展"的状况不同，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大都转为以肯定的口吻评价日本战后的经济，认为无论从政府的宏观经济计划、产业结构，还是市场机制、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日本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可供中国的现代化借鉴(参见李玉等主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12月版，291-318页).
在现代化的叙述脉络上，中国知识界不仅把日本看作经济成功的楷模，也从各个方面探寻促成日本经济发展的文化原因。但是，作为文化意义的现代化楷模，在中国，日本是被放在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相对照的位置上的。一般说来，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现代化，总是和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个人或主体自由概念以及普遍主义密切相关，而众多中国学者却是在他们企图重新肯定儒教价值的时候把日本作为文化现代化的楷模的。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日本和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成功，在中国，被解释成为"儒家资本主义"的胜利。这一时期的中国，既在反思195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又想寻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改革途径，用中国官方通行的表述，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知识界在把日本叙述成为"儒家资本主义"典范形象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隐喻的层面把日本的现代化模式转化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佐证和追求目标。（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死火重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61-62页）
类似情形甚至延展到了文学领域。一向被排斥、批判的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学现代化"的论述中，获得了比较正面的评价。至少在"表现形式、手段的现代化"意义上，现代主义文学得到了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的肯定，（参见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武汉，《华中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而在青年读者和青年作家当中，它的新奇手法更倍受青睐。日本的新感觉派文学，特别是川端康成的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翻译和解读的。青年作家莫言、余华等从不讳言在川端的作品中学习到了小说的写法。川端康成小说描绘的幻美图景，和他的讲演词《我在美丽的日本》（美しい日本の私），经过中国翻译家和评论者的解读，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日本意象"。而对于川端所刻意营造的所谓"日本独特的美"和战后日本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则无人关心。对日本现代主义文学这种"脱脉挪用"的非历史化解读，其实恰恰是当代中国历史语境的产物，所以，也会随着中国社会和思想潮流的变化而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