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初冬，隅谷老爹从东京来北京，为了寻访清水安三先生的足迹。由于和鲁迅的缘分，清水的名字对于我们也不算陌生。1981年人民文学版《鲁迅全集》第15卷在他的名下有注释，说五四时期他曾为在北京刊行的日语杂志《北京周报》向鲁迅、爱罗先珂等约稿，其实清水1922年11月还曾在日本国内的大报《读卖新闻》上发表过题为《周三人》（周氏三兄弟）的随笔，是向日语世界介绍鲁迅的先驱。但隅谷老爹关心的主要不是这些。
1989年4月，樱花落尽的时节，我到日本的大阪留学。学校所在地的市民团体组织市民和留学生联谊，我和隅谷一家相识，随着这个家庭的辈份称呼隅谷老爹，隅谷一家也始终待我如亲人。回国后，因为忙，更因为疏懒，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老爹回信，老爹竟专程来到北京，只住了一天，到家里坐了一会儿，他说，没有别的事情，只想来看看你们，你们都很好，就放心了。慈爱的眼神里深含着的牵念和关切，让我终生难忘。
隅谷老爹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明治时期，他的父亲为了给东京的贫民子弟办学校，甚至把自己的家搬到贫民街区去住。这次，隅谷老爹专程来寻访的，是清水安三在北京创办的一所贫民教育机构：崇贞女子工读学校。他说，最近，一本描写清水先生和崇贞女子学校的书在日本成了畅销书，书名叫《朝阳门外的彩虹》。
当然，今天的北京市朝阳门外并不存在这样一所学校，它是消失在往昔岁月里的彩虹，学校的创办者清水安三，也仅仅在鲁迅交往史上留下了一点痕迹。而鲁迅当年是支持清水的贫民教育事业的，据《彩虹》一书记载，崇贞初创时，鲁迅曾推荐了一位名叫罗俊英的满族女性担任教师。清水安三的本职是传教士，他1891年出生于日本的滋贺县，祖上曾经富有，到了父亲一代家道中落，5岁丧父，从小寄居在长兄家中，对长兄的放荡生活极其反感。中学时代，受英语老师、美国传教士保利兹影响，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后进入同志社大学神学部学习，毕业时自愿要求到中国传教，1917年得到日本关西组合教会支持，到达中国东北地区的沈阳，1919年转往北京。为深入了解中国社会，清水兼任了教会以外的一些工作，如给日文报刊当记者和撰稿人，因此结识了鲁迅等中国的文化人；1920年，中国华北大旱，清水创设并主持"旱灾儿童收容所"，救济农村受灾儿童六百多人。这件事情后来成为清水创办女学的前因，而女学成为他在中国的最主要事业，这些，恐怕都是他本人不曾预料到的。
"旱灾儿童收容所"设在朝阳门外，利用那里的废弃建筑：清朝政府储存贡米的太平仓，而清水夫妇也由此了解到了碧瓦红墙的北京另外的一面：肮脏、贫困的住民区。所以，当儿童收容所结束、考虑如何处理赈灾余款的时候，他们共同想到的，是贫民区里那些境遇凄惨的女孩子，希望通过办学校，给她们提供学习的机会和改变命运的途径。 清水安三是一个行动型的人物，找到两位志向投合的中国教师，加上自己和夫人，便开始张贴"招生广告"，宣布开学。开办之初，学校不过是一个私塾的规模，但已经用去了清水安三手里的赈灾余款，还贴进了赈灾机构发给他个人的奖金。这件事情很带有一点象征意味，预示了清水以后的奉献和牺牲。
《朝阳门外的彩虹》主要记述的是清水安三的办学经历，而不是他的传教活动，但清水为崇贞女子学校殚精竭虑、百折不回的努力，处处让人感受到一种殉道的精神。而清水的办学事业所以能够逐步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利于同样具有殉道精神的妻子的支持。《彩虹》叙写清水夫人的章节感人至深，清水安三的第一个妻子婚前本名横田美穗，出身贫寒，中学时代受洗，后来也考入同志社大学，经历和清水安三相近，年龄小清水五岁，性格似乎比较文弱，但每逢关键时刻，都表现出意外的坚强。她和清水一起救助遭遇旱灾的儿童，一起创办崇贞女子学校，1930年，当清水不得不回日本国内工作，为资助学校的运营时，她带着孩子坚守在北京，既做校长，又任教师，不仅保证了学校的正常运转，还在朝阳门外芳草地修建了新校舍。1931年，美穗回日本探亲，恰逢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柳条湖事件，中日关系骤然紧张，日本政府阻止日本女性到中国，轮船公司甚至拒绝卖票，但美穗校长想方设法，一路风险赶回学校，和崇贞的学生们一起，站在头上飞着日本轰炸机的北京的天空之下。清水美穗夫人1933年12月因病去世，年仅三十八岁，遵照她的遗嘱，遗骨埋在了崇贞校园一个安静的角落，墓前有碑，碑文为崇贞的学生吴维燕执笔撰写："清水美穗一生不求自己之安逸 供其全身三分之一于学校 三分之一为丈夫 三分之一为儿女 其一生未着珍贵衣履 所用之物皆系友朋所赠之旧者 不幸早殁 临终时嘱曰 将我白骨带往中国葬埋
此为我对于中国最后之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