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县重点高中在全县要提前二三个月招生，班主任帮我报了名。考试前一天，由老师带着十三人一行坐长长的三十分钟的汽车奔赴县城，这是第一次离开我的村镇。当晚住在一家招待所，这是我第一次住在不属于自己的床上，一切很奇妙。好像还有重点高中的一位老师来看望我的班主任，他推荐我们呵：看，我给你带来的孩子多好，多嫩，掐一把还冒白水呢！
考的第一门是语文，第二门数学。数学考试里，有好多自己本来格外熟悉的题目，却楞憋不出来，我搞得好像一团糟。也算自暴自弃，最后一门化学考试，我在原子量的混合运算中睡着了。
成绩揭晓，我差五分落榜。这次，父亲也没有责怪我，因为我是学校应届学生中成绩最好的。也许将不再上学了，父亲的脸没有表情，也没有任何话要告诉我。我自己也没有任何表情或辩解，只是突然发现蝉不叫了，四周所有声音都似乎消失了，自己依然趟着昏蒙蒙的黑团团不断移动的河，吃饭、上学、干活、睡觉，连梦都昏蒙蒙地飘来飘去。
堂婶做父亲的工作，我报考我们县城稍次一点的高中了。离中考仍有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始终像搅和泥沼的猪，在昏蒙蒙的河里游泳。老师重点培养考中专的学生，我以全班最矮的身体，坐在最后一排离门最远的角落，半睡半醒之间，一直不曾摸过课本。
临中考，堂婶的丈夫、我的二叔告诉我：弄了一个名额，木木接着考重点高中吧。县城的重点高中原来分两拨招生，一拨提前考（我已落榜），一拨照顾县城周围的兄弟学校，好像我冒名于河南中学。
那一年，河南中学考取县重点河堰中学的有四个学生，全是我在镇初中的同学，他们而后在河堰中学的成绩都相当不错，结果都进入著名的学府：东南大、哈工大，好像另一位是清华。据说，河南中学后来对我们镇初中的冒名学生名额基本放开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吧。
中考前一个多月就完全没有付出什么，也没有任何心思，考后也没有任何心思，我只是做活更主动了，父母亲便没什么好说。
有一天，堂婶告诉我的父亲：木木考取了河堰中学，但要交三百块钱。也许是愤怒，也许是无谓，也许是高傲："考取，上；考不取，散！我一分也没有！"堂婶狠狠地吵了我父亲一顿，但父亲再没别的话。晚上，堂婶笑着告诉我和我母亲：木木考上了；一旦提起我父亲，她仍有些不平。
开学的时候，父亲不能一子儿不出的：119块半，100块是学费（期末结余40多元），19块半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还有15斤大米，一摞香喷喷的纯小麦煎饼。姐姐将我送到一里多远的镇车站，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村庄。此后，准时地一个月回家一次，为了19块半，15斤大米，一摞母亲连夜烙的纯小麦煎饼。在后来，好像19块半涨到21块半，23块半，家里从未拖欠。
我从县城回家开始靠汽车，但汽车一天三班，当晚一班老是在周末下课时票已售完或车子先行一步了；我们不得不投向往返于城镇、农村之间的手扶拖拉机。拖拉机的司机并不友好，我们要乘其不备，或者在拖拉机爬挤的上半坡出击，被缠上的司机没办法只能认栽，詈骂着问我们到底到哪里去。某周末，我和我们乡镇初中一起进河堰中学的两伙伴异常不安，决定回家。不是月底，没准备，决定挺突然，所以晚了些，只能指望爬拖拉机。那晚是大雨过后，路上竟不曾遇上拖拉机，这样走下去又饿又渴，半死的太阳落去，星星却不曾来。我们偶然遇上大卡车飞驰而过，六只眼睛死盯着那尾灯，希望这盏灯能很快拐向我们熟悉的方向。夜路竟如此漫长，或者这盏灯的拐弯欺骗了我们。走下去。
离家大约还剩五座村庄，岔道一拖拉机从身边驶过，我们三个人却怎么也不可能追上它了，索性走下去。
离我家还剩三座村庄，我们三伙伴中的一个拐另一条道终于马上可以吃顿热饭。这儿离我姑妈家也很近，我建议我的伙伴一起借宿我姑妈家，明天赶路。我的伙伴拒绝说：你撑不住，去吧。我终于去姑妈家了，为一顿热饭和一个被窝。我的伙伴接着赶路，他的家比我还远一座村庄。
（事隔五六年，我的伙伴告诉我：他一个人赶路不久逢他本村的拖拉机捎上他，我很宽慰。又隔五六年，我又重逢了我的伙伴，他没有骂我，我想我有理由忘掉这件事。）
我第二天回到家，家里很惊异，我的母亲显然有些慌乱，好像犯了错，她没有烙一夜煎饼的准备。我说我可能是想家吧，父亲抬头喃喃一句话：总共三间屋框，五堵墙，有啥好想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