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不如一代--杭 间(1)

公元1961年的月圆之夜,饥饿丘陵贫瘠沉默,小镇的寂静莫名其妙,有

神话的池塘荷叶晃动着不安,那一条青色的神鱼跃起的同时,镇边的骑楼传

来婴儿响亮的哭声。

有人长吁了一口气,其他静等着的许多人也长吁了一口气。

对"九斤老太"这样的人,我是亲切和熟悉的。我的家乡地处浙东,虽然离鲁迅先生的老家还有些距离,但是风土人情大致都差不多,我童年时放学回家,端着盛有乌黑霉干菜和米饭的青花粗碗,满晒场跑时,耳边听到最多的是在场边上乘凉的"九斤老太"们的不平的牢骚和感慨,这其中,也包括我的老祖母。

实际上,关于"一代不如一代",我少年时竟也有类似的想法。那时偷偷胡乱读了几本《七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抑或连环画,常常为英雄们的豪侠之气倾倒,环顾现实,以为都是些贩夫走卒之流,村夫愚妇之辈,掩卷之余不禁感到沮丧,觉得无比失落。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正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候,乡村小学都要用红缨枪和大刀进行操练,于是本地仅有的木业合作社的木工师傅炙手可热,忙得不亦乐乎,枪和刀当然都是木头做的,但涂上银粉,系上红缨,扛在肩上,也还是十分威风。

由于红缨枪的普及,而保卫祖国对于孩子们又太过于抽象,于是在我们心目中红缨枪奇异地同古代十八般兵器联系了起来,一时间,舞枪弄棍,成了时尚,每每放学后,村前村后,两大阵营,互相攻伐,闹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

我的家乡是当年戚继光抗倭时招兵买马的地方,时至今日,家乡人还时为自己是戚家军的后代自豪。由于这样一段历史,民间习武成了一种很盛的风气,像我这样从小斯文好读书的乖孩子,也曾狂热地去练过诸如扛石锁、举扛铃,并学过一套五虎拳之类。习武之风盛了,民间的以武会友切磋武艺便也十分频繁地举行,那时对于一对一较量,凭真本事吃饭,任侠江湖,简直成了许多孩子长大后的理想。

但是现实总是无情地粉碎我们的梦想。我们从电影《奇袭》、《鸡毛信》上了解了一些现代战争的故事,知道一个浑身武艺,直如北侠南侠那样人,也经不住一颗子弹的射击,愤愤不平之余,不禁对冷兵器时代无限向往,便也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触。

这种"今不如昔"的思想的产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有特殊性,它多少透露了一些乡村经济和生活发展中的事实,即本世纪初的城市的发展,以及由工业化带来的变革,对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乡村而言,由于耕作方式几千年一贯,乡村仍是一个自我完善的系统,但它却比过去有了更多的负担--农业要为工业的现代化服务,而工业制品在给农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极大冲击了传统手工艺。

以我家所在的小镇为例。50年代合作社运动时,手工业联社聚集了木业、缝纫业、制鞋补鞋业、理发业、铁器制造业(即原来的铁匠铺)、白铁修理业(即用白铁皮修修补补)、刺绣业、竹编业和木雕业等等,服务的范围,大致为附近的十几个村,这些手艺人本来是个体的,有的固定在镇的街道上,有的则走村串户,图的是方便。譬如缝纫,过去江浙一带常常是上门加工,有钱人家,或因办喜事相应要多准备衣物的家庭,每年攒够了数量,然后约请师傅上门,量体裁衣缝纫一条龙服务,师傅吃、住都管,这样质量有保障(如有不适可随时调整),布料的使用的节俭及时间的保证,都更为合理。但是合作化后,各路缝纫师傅聚在一起,在一个门面房里形成一个大车间,有剪裁工和车工,还有开票收钱的人,剪裁的只管量和裁,车工只管埋头做,只记工分,然后根据比值分红,这样一来,做好做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也差不多,而且由于集体管理后有许多额外的支出,因此成本增加,工钱也比过去贵了。

当然,这种情形还不能让这样的集体消亡,但是随着成衣业的发展,批量生产又大大降低了成本,那种量体裁衣订做衣服逐渐成为一种奢侈,随着原有裁缝师傅的渐渐老去,从业人员也就日见稀少了。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浙东风俗大年初一,小孩必须得穿新衣,我们家虽然不宽裕,但是因为母亲是一名合作社里的裁缝,所以新衣服是有保证的。童年时很为母亲自豪,我的衣服、鞋、帽子,都是母亲缝制的,甚至我的书包,也由母亲设计着做:在蓝布上,有黄布的线条和红布订上的胖胖的五角星,让我周围的小伙伴羡慕了好几年。但是自高中开始,我离开了乡下在县城上学,目睹了城里人的风俗和时尚,便不肯再穿母亲自做的衣服了。记得有一次游泳,我穿着母亲做的没有弹性也没有松紧的十分老式的泳裤,引来城里同学那种视为异类的目光,心里猛然痛恨起农村来。一个乡下少年莫名滋生了对城市一种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连自己都深感吃惊,当然它的最直接的后果却是我的母亲为此伤心了好久。

那个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大约于1971年解散了,手艺人们各自回了家,迫于生计,仍然要以自己的手艺养家糊口,但是不久,"割资本主义尾巴",铲除自留地及一切小农经济政策来了,我们家被勒令不得开门(因为开门就有人找我母亲做衣服,她的手艺好是远近闻名的),我至今还清晰地看见中年能干的母亲和无能为力的父亲,搓着手枯坐在黑乎乎的屋里长吁短叹,而我则偷偷地从门缝向外张望的情景。

确实,传统手工艺是农耕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的产物,以工业革命为特征的城市现代化终究要使它消亡,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但是,当时农村社会形态并未受到城市工业文明的太大冲击,传统手工艺本身仍然具有活力,那些勤俭持家,从土地上直起腰来、摸黑在大灶上用秋收后的稻草烧水煮饭的农民,仍然需要这些亲切质朴的物品和手艺,在这种情形下,以一种外力强行进入将它干预并使中断的方式扼止传统手工艺,是残酷的。它因此使当年的农村和小镇显得贫瘠和乏味,劳作的生命缺乏鲜活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看,"九斤老太"们是一群对生活怀有理想的人,她们对旧式生活的怀恋,似乎比阿Q在土谷祠里的将就,比闰土的逆来顺受随遇而安,总要好些。

据说,我生下来的重量确实不如我父亲,又兼适逢1961年,是一个三年自然灾害余劫未尽的年代,所以我小时候始终没有长胖。听我母亲说,我小时候虽然也顽劣调皮,却真的没有像九斤老太的曾孙女儿六斤那样,欺负祖母耳聋,藏在乌桕树后,说"这老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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