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任仲夷见面后，郑炎潮需要修改的毕业论文，最后顺利通过答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提法也有了正式的名字――“私营经济”。
1988年，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宪法个别条款。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内容。此时，距郑炎潮和任仲夷首倡“私营经济”，过去了整整6年。
“雇佣”、“私营经济”，如此敏感的词，被多次拿上桌面已不足为怪。让个体户们庆幸的是，毕竟没有人要霸道地给他们盖棺定论为“资本家”。决策者、理论家们为此谨慎地争论，恰恰说明了焦点价值的所在。甚至诸如任仲夷这样的官员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支持立场，个体户的路也就不那么难走了。正是因为有任仲夷这样的主政官员的存在，广东省许多小企业的起步顺畅了许多。这中间包括身处经济特区的TTK磁带公司。它的初始规模和家庭小作坊差不多，但是在创办人之一李东生的带领下，这家个性并不张扬、胸中却自有丘壑的公司越做越大，而后更名为TCL。
故事从几位不甘寂寞的惠州人开始。他们凭着借贷来的5000元“创投”资金，开始了异常艰苦的创业。他们当中的李东生甚至没有毕业，还是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无线电班大四的学生，“我大学就加入TCL，大概有40多人。”
李东生们租了一间破旧的农机仓库，成立TTK磁带公司。没钱，另一位创办人张济时找到外商，提出“我们出厂房你出设备，做录音磁带，一起挣钱。”最后，外商掏了100万港币，双方股份比例五五分。由此，TTK磁带公司成了第一批13家合资企业之一。
这是一个成功的尝试，接下来的三年磁带公司都赚了钱，生产“TTK”录音磁带，基本不愁销路，且受消费者欢迎，至今很多人记忆犹新。83年底，外商增加了50万美金的投资，李东生则当上了铺带车间的主任。
1981年，很多第一次在中国和世界诞生，日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程，尽管那时候还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事件其中的价值――就其深度而言，它们能大大改观我们的国家：
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戗堤胜利合垅，这是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一位美国人在参观葛洲坝后，把葛洲坝比作“中国的新长城”。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发表社论，认为“和美国把宇航员送上月球一样了不起”。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做出总结和评价。合众国际社评论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终于对过去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现在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未来了。”
六中全会，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成了正式议题。邓小平想找位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的人士，向海内外传递中共新的对台态度。恰好，金庸提出想见邓小平。报告送到邓小平那里，他在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在邓小平看来，金庸是两岸极好的传话人：他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和多年来与林彪、“四人帮”笔斗，在海外与台湾有留下了忠厚正直的口碑。在金庸眼里，邓小平是郭靖般的人物，“几十年啦，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钦佩他的风骨。他真像我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七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金庸。中央电视台以新闻的形式播放了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媒体纷纷予以报道，轰动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