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几年，温州家电销售市场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台洗衣机的利润仅有15元左右，一台冰箱或彩电的利润也只维持在50元左右。而一场百年未遇的台风夹着大潮，卷光了邱光和门市部和仓库的上千万存货。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邱光和冷静而谨慎地做些挽救和弥补工作，同时关注起服装市场从香港“吹来”的一股“休闲风”。邱光和意识到，开放后的中国必将与国外发达国家一样，生活方式将越来越休闲化，着装也会更趋于个性。于是，他创立了温州市森马企业有限公司。
80年代初，着装新潮的女士在花市上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肯定了上年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指出“今后要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并增加自谋职业的渠道……”《规定》直接促使各地方政府用各种形式鼓励当地的个体经济的发展。上海市副市长裴先白在《规定》颁布第三天，专门召集一些从事个体商业、服务业的青年以及他们的家长开会座谈，鼓励他们积极经营，同时号召更多的城镇待业青年从事个体经营活动。
《规定》的颁布，其实与始于1979，终于1981的知青返城有很深的渊源。作家梁晓声把那场知青返城称为“飓风”，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场景：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八九。四十余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犹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一半师、团、连队，陷于混乱状态。
三年来，全国返城的知识青年大约1700万人，大体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么多人忽然涌回城市，第一个压力就是就业。
“待业青年”是那时候诞生的一个新词汇，仅仅比“失业”好听一些。广州把到工厂、商店做临时工的返城青年称为“八路军”――他们每天工资8角钱。尽管如此，“八路军”们也该庆幸，因为只能仰食父母的待业青年为数更多。黑龙江齐齐哈尔市11万知识青年回城，只有2万多人找到工作。《中国知青史》一书披露，北京市1979年调查了10个区7万多名待业青年的情况。家庭平均生活费在15元以下的有7000多人，约占10 %。知青回城的第一年前五个月，北京一市自杀80人。更严重的是，一些人整天游荡在街头巷尾，无事生非，成为潜在的犯罪因素。资料统计，当年犯罪分子中，返城待业青年占2/3。
5月，还只是北京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厉以宁，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就业座谈会。在这个会议上，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提议没有什么反响，厉以宁为此在会议期间写了一首诗，“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三个月后，在杨万里主持的中共中央“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厉以宁再次提出实行股份制，得到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的支持。会议结束后，杨万里告诉北京市，可以用股份制解决北京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市委书记段君毅说，“我们考虑考虑”。过了几个月，段君毅说，不用了，我们通过银行贷款都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