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业后的味美馆，生意非常好，一些外国人和华侨也常来参观和用餐。8月，《文汇报》报道，小餐馆的每月营业额可以达到3000元左右，扣除税收外，获利相当可观。但是，显然陈贵根的小店没能得到刘桂仙那样的照顾。房管所的人认为，把住房改为店面，应该按照营业用房的标准提高房租。税务局的人觉得，店的税收标准不能以个体户照顾，应该从3%提到5%，并要加征所得税。静安区工商局的人也觉得，批准开店时，以为是一家小点心铺，卖些面条、馄饨之类，“不料竟大干起来，看来有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10月，有专车接陈贵根到北京，接受中央领导接见。但回上海不久，他突然被公安机关带走。开张才3个月的味美馆被吊销执照。
1981年，陈福根出狱后无心经营味美馆，其哥哥陈福根便顶替成为新一任饭馆主人。1982年底，隔壁医院工程改建。医院每月补贴500元，要求饭馆暂停营业。无事可做的陈福根因盗窃罪被抓，适逢全国声势浩大的“严打”，公判大会上陈福根被判无期。从此，上海这个“001号”个体饭店一直关门。1997年10月10日，陈福根提前出狱，味美馆17年来第三次开张，但上海华山路乌鲁木齐路口西侧，沿街饭店比比皆是，味美馆置身其中，招牌斑驳，已无昔日风采。
改革开放30年的一项巨大成果，就是个人财富的积累。所以姗姗来迟的《物权法》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诞生时，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因为它的诞生为积累而成的财富的拥有者吃上了一颗法律的“定心丸”。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我们姑且称他们为“第一代富豪”。那是特殊的一代富豪，他们大多由手工业者、城市无业者和农民组成，徘徊于社会的边缘，饱受冷落与歧视。他们曾经彷徨，曾经绝望，曾经痛苦不堪，曾经生不如死。最后，迫于生计的他们，在走上相似的道路后，担当起“个体户”这个共同的名姓。但是，并非每个个体户都是如此。下海前的郑秀康与乔金岭都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前者收入不高，但还不至于会被人看扁；后者则担任公社砖瓦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官衔听起来也还不错。
初中毕业，只有16岁的郑秀康到一家国有集体企业――温州市通用机械厂求职。和他一起去的有18个人，他年龄最小，个子倒数第二。17年后，已经33岁的郑秀康开始边工作边做制鞋学徒，目的只是为了改善日子，养活老婆孩子。1980年，生活依然艰辛，郑秀康终于向单位正式提出了辞职，创办红象皮鞋作坊。“我决定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制鞋。最终选择制鞋，是因为家里的住房太小，一家老小挤在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连个沙发都放不下。”
温州早期的工厂基本都是家庭作坊式的，只需一笔不大的资金就能运作。即使是这样，场地和资金问题还是让郑秀康焦头烂额。最终，郑秀康的老婆将陪嫁的物品悉数拿出，包括那个年代最少见的5块毛料和手表，全部照半价忍痛贱卖了。“她的压力也很大，娘家人也不能理解，女儿四岁，小儿子还在襁褓中。”郑秀康说：“她吃了很多苦，孩子全交给了她一人，没有自来水，去河里挑水洗衣做饭，担心把孩子留在家里影响我干活，扁担一头是孩子，一头是装满水的桶，毫无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