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宝（左一）在田间劳作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70年代初的中国，极左势力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在农村，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干农业，抓粮食，气豪胆壮；干工业，抓钞票，偷偷摸摸，矮人三分”。极左分子把社队企业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掀起了一场反对社会企业的运动，“以粮为纲”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在那个疯狂年代，办工厂无疑更是疯狂的举动。但在吴仁宝看来，农业本身难以积累到足够的资金用来发展现代化，那么就有必要“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支农业”。
在造反派的监视下，吴仁宝北上天津，南下广州，西去成都，调查市场，搜集信息。历经三十天旅途辗转，终于在市场上找到了国营工厂不生产，市场又需要的两种产品――螺丝帽的模具“丝攻”和螺丝的模具“板牙”。他利用农村地广人稀的地理优势将厂子办在了一片泽地中，周围林木环抱，还让人在工厂的四周筑起围墙，窗户蒙上厚布，对外守口如瓶。就在工厂办得热火朝天之际，苏州地区（那时江阴县行政区隶属苏州，后划归无锡）要开农业学大寨学习会，地址选在了华西村。会议三天，各地区主要领导均到会，还吸引了许多媒体记者。几百号人，人多眼杂，华西村“偷偷”办厂的事难保不穿帮。
吴仁宝最后出谋划策，“会议期间，舍小利，保大利，工厂关门，工人放假。会议结束，立即开工，加班加点也要把损失赶回来。”正是这个隐姓埋名的小厂，为华西村创造了百万元的利润。几十年过去，吴仁宝不无感慨：“办工厂是资本主义，正在批资本主义，怎么好搞资本主义？我们偷偷地办五金厂，不给外面参观的人看。凡首长来了，我们就把工厂的门锁上，让工人出去，首长走了，再让工人回来加班加点地干。”一个农民企业家的智慧形象跃然纸上。而华西村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经济企业组织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成长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之一（另一个源头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
1978年是改变命运的开端，于国家如此，个人更是如此。在光明的中国，年轻人的前途也光明起来。头年8月4日，复出一个月的邓小平，在北京饭店组织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拍板，决定恢复高考。由于邓小平的果断，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
高考是弃旧图新的标志，也是结束“十年浩劫”后，中国老百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第一件事。据说，补习老师家坐满了学生，有些在农村插队的青年向生产队请了几个月假复习。所有的辅导都是免费的，很多培训都是自发的。
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1160多万考生带着积聚了十年的饥渴和梦想，从四面八方涌向久违的考场，世界上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让人惊讶的是，“文革”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竟使国家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不难想象，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之艰难、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义之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