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民做焦炭多年，生意甚至做到了国外。在与李安民的交往中，李海仓了解到，相比流通业，焦炭行业更有利润可图。他动心了，背着铺盖卷来到了李安民的焦炭厂，在那里学原料选购、焦炭生产的全套工艺、生产管理和市场销售。1987年春节，李海仓拿出20万元，又向信用社贷款10万元，和国有企业闻喜县白水泥厂一起，成立年产1万吨的联合焦化厂。但当1000吨焦炭生产出来，销售却成了难题。临汾、运城、西安、三门峡、洛阳、焦作、新乡，李海仓跑了无数地方，可对方要么只用机焦，要么只用土焦。
今天是残酷的，明天是残酷的，可后天是光明的。很多人倒在明天的晚上，坚持到后天的，总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不言放弃的李海仓，带着焦炭找到了河南济源钢铁厂的厂长，最终这位厂长买下了他的全部焦炭。
李海仓打听到南方焦炭价格更高，只是运输有困难。他找到三门峡车务段，提出“运输单位和焦炭厂形成长期合作，双方共同出资建厂，也就是实现双方的捆绑经营”的设想。车务段负责人听了李海仓的想法，也对焦炭业的丰厚利润产生了兴趣，双方各出资70万元，成立了年产3万吨的闻喜三铁焦炭厂。以闻喜三铁焦炭厂为依托，李海仓组建了三铁焦化总厂，这便是后来山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海鑫集团的前身。
像陈凯旋与李海仓不显山不露水，他们的“出格”往往只是被诠释为生存使然。所以，创业之初注定少为人知。之所以被历史提及，在于日后的辉煌。不过，1978年不只是企业家们“隐姓埋名”式的开端，同样也有改革的模板。他们的改革，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但在这一年，他们的成功可以为人们理直气壮的倡导改革提供一个有力的佐证。
这年，虽然吴仁宝还没有达到红遍全中国、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极盛，可华西村已开始有了名头。初冬，中宣部部长张平化会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两家新闻单位，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一批农村的先进典型，华西村被列为重点。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袁养和受总社之召赴北京撰写稿件。第一篇报道《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几乎以整版篇幅刊出了此稿，头版右上方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全国所有的省报（除台湾外）和直辖市报，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这篇通讯。
华西村确实值得国内主流的媒体如此大张旗鼓的报道，因为这一年华西总计实现产值万元，创造利税万元，人均分配水平达到220元；200多户社员全部住进新盖的瓦房，建成了当时连苏南大部分县城都还没有的五层大楼，用来办托儿所、中小学；粮食亩产达到2720斤，妇女生孩子或计划生育动手术，给予假期，假期内工分照记，发营养费；老人或五保户，不仅供应口粮、柴草、蔬菜，每月还发零用钱。
华西村的成就很大程度源于吴仁宝。这个外表慈祥的老头，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正是这个有着极强政治情节的农民企业家在1970年发动了一次胆大的举措。1970年，政治环境对于非农业化的发展变得有利起来。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通过年度经济计划，政府决定要加速农村现代化和尽力发展小型地方工业。并且在1970年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上，提出了增加农村基本建设和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号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