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各国发现它们自己别无选择，只能诉诸于20世纪30年代的流行的独裁专制做法。为了防止美国的失业进口到它们本国来，它们被迫或贬值货币，或者是提高关税。由于刚刚摆脱令人痛苦不堪的通货膨胀，所以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了提高它们的关税。布朗总结说：“在美国最终拒绝稳定汇率之后，很快就是金本位各国确定无疑地抱成一团，在法国的领导之下，形成一个被称为黄金集团的组织。”布朗：上引书，第1287页。这种集团主义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剩下各年里的主要特色。但这个集团并不包括战败的德国，它也没有延伸到日本。菲斯得出的结论是：伦敦会议崩溃的军事含义在于它“恰恰造成了国际事务中更大的混乱，而且破坏了美国及其前盟友之间的友谊。唯一的受益者是德国和日本，它们完全不再惧怕它们的对外扩张计划会遭到各国协调一致的抵抗”菲斯：《1933年：危机中的人物》，第253页。。
罗斯福在1932年曾宣称，如果美国打开它的贸易大门、让外国人赚钱偿还欠美国政府的债务的话，美国就不需要取消盟国间的债务。但他随后对美元进行了贬值，同时让这个国家的贸易大门一直关到了1934年的6月份，而到这个时候德国已经停止了战争赔款的支付了。阿瑟·M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在《新政的到来》（Coming of the New Deal）一书中，称罗斯福在这次会议中扮演了“应受到谴责的”角色；另一位史学家指出：他拒绝与欧洲合作的决定“引发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民族主义，这三个国家都在寻找新的伎俩发动经济战。”莫利：《首次新政》，第494页，施莱辛格的话引自《新政的到来》，第229页；珍妮特·P尼柯尔斯的话引自《罗斯福在1933年的货币外交》，载于《美国历史评论》第56期（1951年1月刊），第317页。赫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伦敦经济会议的崩溃给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样的独裁国家带来了好处。在伦敦，最为激烈的恶语相向发生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间。”威廉·F洛克滕堡（William FLeuchtenburg）写道：“自此以后，国际贸易就在各国政府的指挥下，成为了不流血的战争的一种形式……耶马尔·沙赫特宣称，罗斯福具有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同的观点：‘将你的经济命运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赫尔：《回忆录》第一卷第268页以下，以及威廉·F洛克滕堡：《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新政》（纽约：1963年版），第202页以下，引自莫利：前引书，第495页。
随着大萧条扩散开来，各国为支持它们的货币而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控制，包括关税、进口配额、出口禁运、双边清算体系和易货贸易。正如卡尔·博兰尼针对这一时期所指出的：“为保护作为外贸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外部价值，各国进行了疯狂的努力，这驱使它们——在违背它们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实行专制独裁的经济。所有的限制性措施——它们从根本上背离了传统的经济学——实际上都是保守的自由贸易意图的结果”，卡尔·博兰尼：《巨变》，第27页。,至少是不管怎么样货币都需要稳定、国际债务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一僵化哲学的结果。
为了出口更多商品以支持外国而不是国内的生活水平，也为了在牺牲它们国内经济的同时稳定其货币以偿还它们做出了承诺的国际债务，欧洲各国彼此斗成一团。这与四十年后美国的行为有着天壤之别：美国财政部在20世纪70年代坚持，它欠外国中央银行的800亿美元到850亿美元的债务要作为“纸面黄金”而“注入”世界货币体系，从而实际上将这笔债务从账面上抹去。
欧洲在20世纪30年代越是武装起来并诉诸于货币集团的做法、关税战以及民族主义的其他手段，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外交政策就变得越发有敌对倾向，它拒绝让自己卷入欧洲的债务和贸易问题也就更加自我证明是正确的了。如果欧洲不愿以美国为榜样，那是它自己要背负的十字架。在贬值了美元、从而让美国出口商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价格优势之后，罗斯福政府颁布了1934年的贸易协定法案（Trade Agreements Act），旨在“在小心翼翼地加以守护的限度以内”且“以有益于美国农业和工业的方式”修订现有的关税和进口限制。众议院的一项附加条款规定，这部法规绝对不可“被理解为做出了任何的授权，以任何方式取消或者削减任何外国欠美国的任何债务”《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4—1935年》，第1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