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法案——它被其支持者广泛地欢呼为放弃霍利—斯穆特（HawleySmoot）关税法案的高度保护主义的一步——构成了所有随后的美国关税立法的基础。它并不是简单地削减美国的关税壁垒，而是授权总统及其代表与其他国家就互惠的关税减让进行谈判，在这样的关税减让中，美国的出口可以预料地将成为净受益者。小威廉·迪堡（William Diebold, Jr.）描述道：“赫尔的政策并不是一个自由贸易的政策，它也并不试图消除政府对外贸的全部控制。这种‘调整后的保护主义’更多地是在技术上而不是本质概念上区别于美国已往的保护主义政策。但是，赫尔的政策的首要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934年，美国关税税率自1913年的安德伍德法案以来首次开始了下降，而看似势不可当的增加保护的趋势得到了遏制。”小威廉·迪堡：《我们的贸易政策的新方向》（纽约：1941年版），第3页和第23页以下。
关税税率从1933年的平均百分之五十四的减少到了1940年的平均百分之三十六，这确实增加了美国在特定部门中的进口，但它也限制了海外的保护主义报复，所以它的效果是给美国提供了超过比例的贸易优势。美国的关税削减被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所抵消，这部法案针对美国的农产品进口规定了配额限制，从而给予美国农民绝对的贸易保护。美国的贸易顺差——主要由于外国竞相效仿美国的保护主义而自1929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从1933年的225亿美元增加到了1940年的14亿美元。通过谈判达成关税减让的战略绝不是向外国出口商打开美国市场的大门，它也没有让他们赚到更多的美元，来偿还他们欠美国的债务。
如果说美国出于恶意或者明知坚持让完全无力偿还战争债务的各国偿付债务会有什么结果，从而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过，鉴于美国对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并通过它们对德国造成无法忍受的负担，没有任何其他行为更能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说法则是对的。自1917年到罗斯福时代的每一届政府都采用了强制这些国家——首当其冲的是英国——偿还这些战争债务的战略。其结果是造成了欧洲的分崩离析，这样这个大陆在政治上向美国敞开了大门，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省。
私人金融资本不可能实现这样一个目的，特别是因为美国在“一战”后进行了裁军。如果世界没有滑入萧条的话，对欧洲分而治之和使其陷入悲惨境地可以做到这一点。美国不仅没能逃脱大萧条，由于其高度以债务为杠杆的经济，它还因它自己所造成的经济崩溃而成为了主要的受害者。它逐渐认识到，它需要出口市场来维持充分就业和繁荣，让欧洲过度欠债从而造成其失血过多是有反作用的。
美国政府的金融资本首次大举侵入世界权力政治就这样以不光彩的失败而告终，而且它最终造成了一场其规模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大的战争。这是一场美国无意引发、但却对它必须防止其爆发并无切身感受的战争。尽管美国在政府金融帝国主义上的首次大冒险带来了灾难，它却学到了权力政治的基本一课。在财政部与财政部之间，在中央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可以做出的决定比在正常的外交过程中做出的决定其重要性要远大得多，而且也更加的持久。金钱是国家的血脉。在国际账户中占据压倒性地位的债权国可以控制各国的脉搏。作为一个放高利贷者，一个强大的国家可以支配同样强大、但却是债务国的其他国家的行为。
为保证其对欧洲的金融债权得以实现，同时又不破坏世界经济，美国原本有许多条路可以走。它本可以采取类似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实行的政策。国会中有些人就持有这一类的观点。1932年7月24日，波拉哈参议员断言：“除了这样做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之外，敦促削减或者取消这些债务不会有任何的理由。在我看来，依据这个理论，而且仅仅依据这个理论，这是一个尚需要讨论的问题。与美国人民从这些债务中可以收到的金额相比，削减或取消债务是不是会带给他们相等的或者更大的好处？这样做是不是会为农产品和工业品打开外国的市场、导致价格水平的提高、结束失业并融化冻结的银行信贷？我坚信，取消债务——与包括解决其他战争问题的一项计划相关联并且作为它的一部分——会达到上面所说的效果。”《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2年》，第1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