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美国联邦储备系统采取措施，将美国经济与黄金流动带来的货币效应隔离开来，从而阻止了正常的通货膨胀式发展来促进欧洲收支平衡的恢复。结果是，尽管美国已具有世界上的大部分黄金，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还是不愿接手英国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领导地位。正如乔治·奥尔德（George Auld）所称，“在道斯计划的时候(1924年)，世界体系脱轨了。英镑时代已经过去，或似乎已经过去，但美元时代还没有来临。美元成为世界金融运行的决定性因素的那天还没有到来。在没有合作伙伴、没有信贷机制的情况下，外汇机制正力图发挥作用。在世界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扮演了债权国的角色”。乔治·奥尔德：《道斯计划与新经济》（纽约：192—年版），第148页。
毕竟，这种立场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德国将被彻底地榨干，因为欧洲盟国规定的赔款数额远高于德国能够赔偿的数目。德国的唯一希望是，它能够从美国那儿得到贷款，以支付战争赔款。有一段时间，德国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美国在盟国间债务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导致美国国务院介入美国私人投资者对外贷款的过程。固然，在“一战”前，对外贷款经常能够满足私人金融资本的利益。但现在，这种金融资本受到限制，以服务于国家外交的目标。1928年，外交关系委员会清楚地阐明这一点：“1914年，我们欠外国人45亿美元，而现在我们是债权人，包括战争债务在内，具有达250亿美元的债权。我们与世界的金融关系的质变，为联邦政府进行干预提供了机会。确实，除战争债务外，这种关系是美国投资者和外国借款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但是，放贷者也是美国公民，他的海外事业影响到其公民身份，并可能与国家外交关系的行为背道而驰。”《美国的外交关系》，第183页。
从而，美国加入了英国、瑞士、法国和其他把国际资本出口纳入外交目标的国家的行列。1922年3月3日，美国国务院一份备忘录宣布了它的希望：“美国人在考虑提供对外贷款时，应及时将基本事实及随后的重要发展通知国务院。”（该备忘录承认，国务院不能要求此类咨询。）
美国政府的首要关切是，阻止贷款给下列国家：它们还没有制定清偿资金安排，或者没有开始偿还美国战争债务。1925年美国财政部报告描述了该决策，“经过慎重考虑后，得出结论，对于拒绝调整或做出合理努力来调整其欠美国债务的外国政府，允许它们得到任何所需的融资，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涉及的美国的州、市及私人企业均在禁止放贷的名单之列。向国务院咨询的银行家，都被告知，美国政府反对此类融资”。同上，第192页。
1925年，美国政府的反对至少阻止了向一个国家放贷，并为美国国务院对其他类型的贷款施加影响铺平了道路。例如，美国国务院反对向巴西咖啡卡特尔放贷，其理由是，该项贷款的收益将被用于提高世界咖啡价格，从而不利于美国消费者。美国还宣布，它原则上反对为非生产性目标放贷，因为若其他国家难以清偿这些债务，将使外交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但是，美国既未对盟国间军备债务的非生产性，又未对美国要求盟国及时清偿债务的强硬立场政策所造成的盟国政府间对抗做出任何评论。只要盟国能够在战争期间从德国榨取足够的资金来清偿军备贷款，它们的战争债务就被认为在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
为何在战争赔款确定后，美国继续拒绝承认德国赔款和盟国债务间存在关系，这个问题不再公开化了。盟国的确需要德国赔款来偿付美国武器债务。美国不根据德国的战争赔款来调整盟国债务，结果是美国榨取盟国，而盟国榨取德国。
美国政府的金融资本为其债务国提供的贷款，甚至不如商业债权人所做的。战争一结束，美国政府就要求其盟国开始带息清偿由其信贷融资的军备及相关援助费用。在战争史上，没有一个盟国被要求清偿它的军事援助款。按照普遍惯例，提供给盟国的军备经常作为战争成本，被一笔勾销。这一次，战争债务被记录在案。老鹰已经伸出利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