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美国对法国和意大利似乎漠视战争债务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更不满意英国的直接施压，英国提出，为了重建商业常态，应取消包括赔款在内的所有战争债务。1922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成立外国战争债务委员会，而把战争债务清偿问题摆上台面。该委员会由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领导，他邀请美国的债务国达成了关于如何偿还战争期间所借美国债务的协议。“在起草委员会相关条款时，美国国会提出两条约定：一是债务应该在25年内偿还，最低利率底线不得少于45%；二是应该以严格的法律形式写明，美国和其债务国达成的协议与战争可能造成的任何债务，不存在任何联系。”约翰·惠勒—本内特（John WheelerBennett）：《战争赔款的破坏性》，第160页。换言之，美国持有的盟国间债权应登记在册，并保持正常的商业利率水平。不承认盟国的军备债务与德国赔款之间存在任何先后关系。
后来，据说，不承认盟国间债务与德国赔款之间存在关系，源于威尔逊总统希望看到与德国达成一项公平的解决方案。“在战争结束之即，盟国向威尔逊总统建议，它们的战争债务应该豁免，此项建议相当于提议，为了从德国获取更大的净收益，美国应该放弃其债权。这种观点是，如果美国不逼迫盟国还债，盟国就无须强迫德国偿还那么多的战争赔款。从而，通过调整它们对德国的债权，它们收取战争赔款就有更强有力的保障。而该建议正是威尔逊总统在1920年8月5日致劳埃德·乔治的信中所强烈反对的。他说，‘美国不能理解这个建议生效的逻辑，也就是说，美国要么支付部分德国赔款，要么放弃对盟国政府的债权，以促使它们把战争赔款固定在德国有能力支付的数额。’”外交关系委员会：《1931年世界事务中的美国》（纽约：1932年版），第159—60页。
11月3日，威尔逊进一步阐述了这项政策：“美国国会和公众绝对不可能允许取消英国政府欠美国的任何债务，以便促使英国部分或全部地取消法国和其他盟国政府欠英国的债务，美国也不可能同意取消或减少任何盟国政府的债务，以之作为促使赔款问题解决的条件。”这些评论特别响应了5月16日的海德会议，会议上英国和法国联合起来，敦促盟国间债务清算应该与德国赔款平行解决，后来，这一原则体现于英国1923年8月的鲍尔福照会（Balfour Note）中。
关于德国赔款问题，美国做出了最好的、最公平的判断。由于德国赔款与盟国间债务的联系已被切断，美国在德国赔款中没有直接的金融利益，因此，在无须付出任何可见的成本时，美国体现出美德。与之对比，盟国间债务问题显示出美国的所有最短视、最贪婪和最盲目的官僚特征，显然，这是因为美国在此事上具有更直接的金融利益。美国政府建议盟国和德国调整赔款关系，但是自己却不和盟国调整债务关系。美国敦促盟国，别期望获得战争成本和损失赔偿，但希望盟国足额偿还美国推动战争胜利的军备成本，正如上述，在技术层面上，美国不是盟友，而仅仅是伙伴，它不关心分割德国的胜利果实。
美国政府决策的动机是高度经济性的，但是，这与美国私营部门所发挥的功能截然不同。实际上，德国以硬通货支付战争赔款的唯一办法，将是通过向美国和其他盟国生产商甩卖产品，出口更多商品。在相似的意义上，美国执意要求清偿盟国间债务，这已超过欧洲的支付能力，不久就破坏了金融和商业价格稳定，而这是国际贸易和投资可以赢利的前提条件。
美国经济学家没有对如下事实视而不见：“赔款数额是服务的标准，全世界都乐见德国做出赔偿。”《美国的外交关系》，第342页。他们指出，如果盟国政府向德国施加沉重的赔款负担，它们就必须准备让德国能够将商品出口到盟国，来清偿赔款。毕竟，既然已被剥夺对外投资，只有这样，德国才能挣得资金来清偿其赔款。不幸而且悲哀的是，美国政府对如下必然的原则置之不理：美国若要盟国清偿它们的债务，就意味着美国将要从盟国和德国进口相应数量的商品。1921年至1923年，美国不仅没有降低关税，而且不断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制造商免受国外竞争，特别是来自债务国的竞争，这使债务国清偿其战争债务的努力成为徒劳，尽管它们不断贬值的货币导致本国产品越来越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