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美国拒绝参与盟国间债务问题的协商，与盟国在《凡尔赛条约》中集体对待德国的立场相比，代表了一种更加不妥协的立场。《凡尔赛条约》本身没有规定德国赔款的数额和规模，而把这个问题留给赔偿委员会。《凡尔赛条约》第234条特别规定，“1921年5月以后，赔偿委员会将不时地考察德国的赔偿资源和能力，委员会为德国代表进行陈述提供公正的机会，但对延长赔款日期和修改赔偿形式做出裁断，战争赔款应符合第233条的规定；但不能取消任何一部分赔款，除非代表委员会的几国政府特别授权”。从而，虽然德国赔款可以得到重新裁断，甚至在一致同意下被取消，但美国对盟国间债务却没有做出类似的调整。该规定使德国的赔款从1920年的每年70亿金马克下降到1929年的每年仅仅20亿金马克（大约426亿美元，42金马克相当于1美元）。关于这几点，见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有关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的事实》（伦敦：1932年版），特别是第11—32页和第110—39页。外交关系委员会指出，“匈牙利的赔偿支出得到盟国金融管制体制防止匈牙利经济受到重创的保护。她还得到了一笔国际贷款”(《美国的外交关系》，第342页)。实际上，国内征税的能力与将这些税收转变为外汇的能力之区别，就是在亚瑟·萨尔特（Arthur Salter）爵士的敦促下，首次在匈牙利赔款案例中提出，后来成为知名的道斯计划的基本原则(见上书，第578页)。但是，盟国没有得到这样的优惠。这导致盟国不可避免地步入德国最终财政破产的后尘。
当帕欣（Pershing）将军率盟军进入巴黎时，他向拉菲特的坟墓敬礼并宣布，“拉菲特，我们来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一幅广为流传的卡通画，描绘了帕欣将军走向纪念碑前宣布的情景：“拉菲特，我们来了。现在，我们该收债了。”盟国间债务的名义总额是280亿美元，其中，美国具有120亿美元的债权，英国负债约47亿美元，但欧洲盟国又欠英国110亿美元。许多债务是俄罗斯欠下的，而在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俄国的欠债已不可收回。这笔巨额的官方国际债务远远高于“一战”前存在的私人国际投资。此外，虽然“美国提供的战争债务包括商品，但美国要求盟国以美元或等价的美国政府有价证券清偿。这些债务的面值是200亿美元，超过了全世界的黄金储备价值。这一完整的三段论的结论是，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美国都必须接受欧洲的商品或服务，以便向欧洲提供美元外汇”。《美国的外交关系》，第453页。但恰恰相反，美国提高了关税，美联储系统又实施反通货膨胀政策。其结果是把欧洲的黄金抽到了美国。
盟国能够获得资金来清偿美国贷款的唯一可行途径，是坚持要求德国赔款。1929年，一位英国官方观察家评论道：“如果盟国无须向美国支付战争债务，德国赔款问题将是非常简单的。可以轻而易举地确定德国能够赔偿、盟国又愿意接受的数目；但是，一旦欧洲被要求向美国支付巨额战争债务，就难以将德国赔款额定低。”RH布朗特（R. H. Brind）：“战争赔款问题”，载《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刊》（1929年5月），第208页。德国要负担一笔补偿盟国在战争期间遭受大部分损失的赔款，该笔赔款总额超过德国企业的总资产。德国完全缺乏资源，为盟国提供必需的资金，以分期偿还美国及盟国间的战争债务。正如斯诺登（Snowden）所指出的：“当美国与欧洲债务国做出的融资安排充分成熟时，美国一年将收取12亿英镑（6亿美元）的债务。据最乐观地预期，德国提供的赔款一年不超过05亿英镑（25亿美元），尽管道斯计划规定，德国一年最终清偿125亿英镑（625亿美元）的赔款。但是，没有一个政府相信，德国能够支付得起接近该数额的赔款。从而，上述这些意味着，美国将拿走德国的所有赔款，还可能另加一笔同等数额的巨款。对于一个高举颂扬‘不要赔款，不要物质利益’旗帜的参战国来说，这不是一种坏的安排。”引自杰罗尔特和腾布尔：前引书，第4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