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5年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寻求逆转外国对它们经济政策的控制，尤其是寻求逆转外国的试图经济自立并独立于美国。
美国外交家和经济学家在1941—1945年就该国即将扮演的作为战后世界主导力量的角色进行了阐述，他们意识到，从战争中美国将兴起为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国民经济，但为了在重返和平时期生活的过渡阶段维持充分就业，它必定将是一个主要出口国。这一过渡期预计需要大约五年的时间，也就是从1946年到1950年。国外市场将取代美国陆军部，成为美国工农业产品需求的来源。这转而需要外国能够赚取或借得美元，来支付美国的这些出口品。
很明显，美国这次不能像“一战”后那样，把战争债务强加给其盟国。这首先是因为同盟国已没有可供出售的国际资产。如果美国强迫它们偿还战争债务的话，则它们就没有剩余资金购买美国的出口商品。因此，美国政府必须通过政府贷款、私人投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方式，向世界提供美元。作为交换，它有权规定提供这些美元的条件。问题是，美国的经济外交家会规定什么样的条件。
在1944年1月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有关战后美国经济政策的提议占了主导地位。卡内基和平捐赠基金会的JB康德利夫（JBCondliffe）写道，“几十年来第一次，事实上是自年轻共和国的早年以来第一次，军人和政治学者正关注着美国在当代世界的权力地位，但经济学家迄今为止还没有这么做。这种关注是战后对国家政策所做的重新审视的一部分，战争显示了自满自私的孤立主义理论家及其态度的愚蠢，该事实使得重新审视成为必要”
JB康德利夫：“经济权力：一种国家政策工具”，载《美国经济评论》第34期（1944年3月增刊），第307页。。
康德利夫认为，这样一种审视不应被视为马基雅弗利式的或邪恶的，而是美国理想具有内在的真实力量的必需条件。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政府和企业在战后世界的塑造中将扮演的相应角色。在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们关于“私人企业与政府在战后美国经济中的相应领域应该是什么？”的讨论会上，大部分回答者认为，私人企业与政府政策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一定程度的计划是保证美国经济在相对充分就业条件下运行所必需的。
这并非必然意味着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尽管那似乎是一种隐含的长期趋势。论及“经济学的当前地位”，阿瑟·萨尔兹（Arthur Salz）说：“政府与经济学已走得很近，共同存在于一个政合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讲，共同存在于一个君合国。虽然经济学家此前依靠对政府的建设性批评获得了声誉，但现在已与政府握手言和，并成为一度最为严厉批评过的政府机构的朋友和支持者。”
阿瑟·萨尔兹：“经济学的当前地位”，上引刊，第19页以下。
芝加哥大学的自由放任理论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对政府/私营部门关系问题做了最为严格的规定。其演讲“国家控制的国民经济间的国际关系”公然质疑私人企业“通常不爱国，而政府自发爱国”的观点。他警告说，国民经济计划是天然好战的，而利润动机则是防止浪费和国际冲突造成破坏的最好保证。公司之间不会开战，但政府却发现战争是追逐权力和威望的最终表达方式。维纳满怀希望地下结论称：“自由企业经济体的世界与国营国民经济体的世界相比，其国际经济关系模式受到国家权力和国家威望之考虑的影响要少得多。”雅各布·维纳：“国家控制的国民经济间的国际关系”，上引刊，第315页。
这与社会主义理论恰好相反，后者认为民族国家政府是天性爱好和平的，除非受到强大的商业卡特尔的驱使。霍布森强调，“国家之间明显的利益对立……并不是想象中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之间的对立；它们是国家内部阶级利益的表现。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利益是一样的”，
约翰·A霍布森：“国际主义的伦理学”，载《国际伦理杂志》第27期（1906—07年），第28页，引自上引刊，第3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