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连美国改善问题的努力也只是事与愿违。为使英格兰银行更易于偿还战争债务，美联储降低利率以防止将资金从英国吸引走。但低利率刺激了美国股票市场的繁荣，阻碍了美国资本外流到欧洲金融市场。
美国没有将其政府间债权的收益投入购买欧洲的出口品和资产，这是因为美国没有认识到其独一无二的世界债权国地位所要求的内在战略。欧洲外交家在20世纪20年代已非常清楚地讲明了必需的战略，但美国政府的经济孤立主义却阻止了其回笼别国所欠的政府间债务。当世界经济分裂为各个民族主义单元，每个单元都力求独立于国外贸易与收支，尤其是不依赖于美国经济的时候，美国作为世界债权国的地位最终证明是毫无用处的。就此而言，美国是将其内倾态度强加于其他国家。
其结果是，世界收支体系崩溃、竞争性货币贬值、关税战以及国际性闭关自守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特征。这样的事态与其说是对帝国主义的直接尝试，不如说是对战争债务所持的不妥协立场和短视的国内关税政策所造成的恶果，那种立场完全是狭隘的墨守成规和官僚做派。它与意在确立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政策恰恰背道而驰，后者应建立在债权国与其周边国家间的收支互惠、进出口及生产与支付的互补基础上。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可行的世界经济体系本应具备一些必要手段，使欧洲能够偿还其战争债务。但恰恰相反，实际情形是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并由此推动国家对外寻求自给自足。
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即人们并没有追循表面上看来合理的、阻力最小的路径。大多数此类事例的解释理由在于，领导层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或者是缩小而不是扩大经济和社会利益。尽管美国私人投资者在20世纪20年代将其势力扩大到全世界的做法无疑是合理的，但美国政府（其他国家政府在较低程度上也是如此）所奉行的金融政策却使之变得不可能。美国政府根据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狭隘地理解美国国家利益，并将美国国家利益置于私人金融资本的世界主义趋势之上。这迫使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从金汇兑本位制的国际主义原则退缩，并放弃货币稳定和自由贸易的政策。
英国的战争债务负担促使其于1932年召开渥太华会议，以建立英联邦关税特惠制。德国将目光转向国内准备战争，希望靠武力夺取其在现存国际条件下买不到的原材料。日本、法国和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地陷于困境。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转化为国内问题，大萧条蔓延开来。由于世界贸易和收支体系彻底崩溃，意大利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变得日益好战。世界各国政府都通过大力扩大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来应对不断下降的收入和就业率，从而促使凯恩斯宣告自由放任的终结。
大萧条摧毁了全世界的私人资本，正如各国政府的短视摧毁了政府间资本一样，这些政府从对其他政府的金融债权中寻求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任由这种债务变得如此问题重重。
英国同意着手偿还美国的战争债务，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坚持“债务神圣”的世界债权国思想的影响。但在英国及欧陆国家已变成世界债务国而非债权国的形势下，这种政策不再合适。几乎无人懂得应调整债务神圣的传统观念，以适应他们现实的偿还手段。
大萧条和“二战”教育了这些政府，使其认识到这种态度的愚蠢，虽然在“二战”结束后几十年内当涉及第三世界和东方集团的债务时，它们又再次忘记了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