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别是其政府，在战争中不仅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主要的债权人，而且是一个对外国政府几乎不讲兄弟情谊的债权人。它并不认为其优势经济地位使其有责任稳定世界的金融和贸易。如果欧洲希望将其劳动力和资本转向生产武器而不是偿还债务，如果它继续坚持历史上的相互敌对立场，正如强加于德国的繁重的《凡尔赛条约》所显示的那样，美国不必感到有义务纠正之。
因此，美国政府没有像“二战”后所做的那样，努力创建一种能够向外国提供新贷款的机制，为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还款融资。美国也没有降低关税以向外国生产商开放市场，以此作为使其能够向美国偿还战争债务的办法。相反，美国倒希望看到欧洲的帝国解体，也不介意看到各帝国政府的财富流失，这些财富往往被用于美国人普遍不怀有好感的军事目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美国未能领导重建世界经济和认识到内在于美国新经济地位的金融和商业政策的义务，这致使其战争贷款无法收回。
经济上，美国的态度是敦促欧洲政府削减军事开支和/或降低生活标准，允许其资金外流和物价下降。以此方式，美国希望重建世界收支平衡，即便面对日益高涨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全额清偿作为大战遗产的盟国间债务的压力。
这不是一种经过明显深思熟虑或现实的立场，但许多欧洲要人持有同样的态度。在努力应对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金融崩溃的过程中，一些反德作家如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和雅克·吕埃夫（Jacques Rueff）向他们的政府提供了建议，他们坚称德国只要坚持节衣缩食，就可以偿还估算的赔款。
这与货币主义芝加哥学派对现今债务国的态度是何其惊人的相似。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就国际收支调整所做的主张，如同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一样，是弄巧成拙的。美国政府一方面坚持要求盟国全额清偿其战争债务，另一方面在国内制定日趋保护主义倾向的关税措施，从而使得这些债务的偿还变得不可能。
当债务人拖欠时，私人投资者通常不得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但美国政府显然不打算放弃其压在协约国身上的债权人地位。这种不妥协的态度迫使那些国家又加紧了对德国的压制。
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顾20世纪20年代，是为了研究国家如何做到不是按照其认定的私利，而是以一种坚决地反对陈腐经济观念的姿态行动。从战前时期延续下来的正统思想是一种时代的错误，它未能认识到债务已成为脱胎于“一战”的世界经济的沉重枷锁，这些债务远远超出其偿还能力，或者至少可以这么说，除非债务国从债权国借得私人贷款支付给债权国的政府，否则这些债务是无法清偿的。美国的银行家和投资者借款给德国的市政当局，后者又将这些美元移交给德国中央银行以向协约国支付赔款，协约国再将之用于向美国财政部支付战争债务。因此，世界金融体系之所以没有陷入困境，完全是由于私人部门与市政债务间所建立的均衡缓解了政府间债务问题。
其后的经济崩溃引发了与霍布森、列宁和其他战前世界外交理论家所分析的过程不同的行为。19世纪，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世界银行家的角色，为其殖民地和附属国提供必要的贷款以维持英国工业所希望的国际生产分工。“一战”后，美国政府不再奉行这种政策。远见卓识的帝国主义应该寻求将其他国家变为美国的经济卫星国。但美国并不需要欧洲的出口品，由于美国自己的股市表现优异于欧洲，美国投资者对欧洲股市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美国本来可以提出条件，据此向全世界提供美元，从而使别国能够偿还其战争债务。它本可以详细列出其所需要或愿意接受的进口商品。然而，它没有要求或者甚至允许债务国以出口的形式向美国偿还债务。它的投资者本可以列出其想要购买的外国资产，但是私人投资者被美国所坚持的政府间金融协定所排除在外。在贸易和金融两个领域，美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迫使欧洲国家从世界经济中撤离，并转为内向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