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之间最明显的区别是：施密特总像新闻发言人那样向前走，而布林和佩奇却向后退。施密特比布林和佩奇年长18岁，新闻界一般把他描写成提供“成熟监督”的人，但他在公开发表言论时具有相当高的控制技巧，他能够说得很少，却不让人感觉出来，这一点在管理团队中得到了最高的评价。在描述谷歌正在做什么或没有做什么时，施密特能够精明到无论怎么说，都能让外界从最积极的方面加以理解。当布林在2008年问到为什么消费者要相信谷歌能够保证他们的个人资料的安全时，他回答时的语调似乎表明他觉得这样的问题很是荒唐：“你认为有多少人曾经由于前一天使用了谷歌而导致他们的信息被泄露并为此而烦恼呢？零，这种事从未发生过。然而，我还肯定成千上万的人在昨天邮件被盗或身份失窃。”相反，施密特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相当冷静，从未显露出被激怒的样子，而是承认对于隐私的关注，并柔和地指出谷歌充分意识到，它全部的业务都依赖于维护其用户的信任。
虽然偶尔施密特也会由于未经过深思熟虑而脱口而出。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他的声调与他的合伙创办人也是一样的。2006年5月就有过这类事例。当时他正谈到谷歌的策略模型，他说这种模型的设计“就是用来测量漫无边际的对象。我们今天还看不到这种持续增长的模型有什么极限。我相信极限是存在的，但我们今天还看不到。这种无限增长的模型的确令人振奋”。这确实令谷歌振奋不已。然而无极限增长的景象对公众而言却不仅仅是振奋而已：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出现的景象，我们甚至来不及好好看看谷歌变成了什么模样，更不用说考虑下一步还会出现什么了。
谷歌目前可能正在使用上百万台电脑进行研发，这些电脑组合在一起可以有效地形成一种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电脑。谷歌不会泄露电脑的数量，也不会更多地谈论贮存这些电脑的数据中心。当施密特在2007年4月被问及谷歌有多少计算机时，他答道：“我并不确切了解。”然后，意识到这个回答有些忸怩作态，一个CEO怎么能不知道这些事呢？于是他又承认有“十来个”中心，其中一些还相当有规模。然后他又很高兴地添加道：“在一两年之内，现在大的将会显得很小，因为发展速度就是这么快，我们只能不断建设越来越大的数据中心。”但他又揭示了这样的可能性：这种增长或许会引起一些不详的震撼。
施密特、佩奇和布林都没有及时意识到谷歌的技术成就不必给予褒扬。当谷歌将整所大学的所有图书馆的藏书全部数字化的庞大计划遭遇法律上的难题和出版商的狂怒斥责时，公司还是感到了震惊。它一直将图书扫描视为“成规模的”寻址工程项目中的一个实践性问题。它没有意识到，工程方面的问题倒是不难解决，而关乎知识产权及相应法律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难点所在。
有一次，我到位于加利福尼亚山景城的谷歌总部所在地参加每周一次的全体人员大会，终于见识了公司与全体工程师的精神气质之间的契合。施密特、佩奇和布林都要出席星期五下午的例会，而不论他们是否在城里。在公司，他们从来就不是隐居者。他们的办公室都在一个繁忙的楼层上的小屋子里，布林和佩奇竟然还是合用一间办公室。向管理人员提问题的周五例会（TGIF）是官方正式通报、非正式问答会和联欢晚会的混合形式。虽然只有数百名职员才能挤进这间开会的大厅，但视频端口却能将实况传送到世界各地的谷歌分支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