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我与从上海来的大哥，还有其他弟妹一起又去看了一次。那次我们是在为我母亲逝世吊唁一起聚在北京。在这次家庭聚会时，大家提起庆王府很有感触，于是就决定一起去看一看。我们到了那里，门卫拦住我们说不对外开放，可最终还是被我们说动放我们进去了。我思想上有准备，觉得里面所有的景物都会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因为我当时是个孩子。可即便在今天，看到整个庭院都开始残败破落了，我还是忍不住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奢华而感慨。
2.出色的逃学者
1）
木兰和我都是那种不甘寂寞的囚犯。我自己不守规矩、胡闹捣蛋的经历，在“文革”被捕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那时我还在念小学。我汗颜地承认我曾不止被一所学校开除，共有三所。毫无疑问，这些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教育，而对读者来说，也是相当有趣的素材。可我父亲并不觉得有趣。他是辅仁大学的教务长，外文系系主任，同时又是附属辅仁中学的校长。我的教育始于培根的幼儿园。我进入所有的学校都要比一般人早，所以我总是比同班同学年龄小，连在幼儿园都是如此。从六岁到九岁，我上了辅仁，然后是另一所天主教学校——圣心，上了两年。最后我被送到圣路易中学，那是一所在天津的国际教会寄宿学校，按英国式的课程设置进行教学，由法国圣母兄弟会进行管理。我家是有名望的学术世家，而我被三所学校开除，那是非常丢脸的事。
第一次是有点戏剧性的意外事件，跟弹弓有关。辅仁有位老师是主管纪律的，我们学生们没人不恨他。日本人占领了北京，而这位老师总在宣传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是朋友，说什么“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学习”。所以大家都很讨厌他。那时候学校在扩建，那就意味着工地上有很多砖头，我们男生都想：把这些砖头堆积起来造个堡垒会是什么样呢？所以就搭了一个很像样的堡垒，然后我们分成两拨儿，一拨儿试图攻打堡垒，另一拔儿则要保卫堡垒。我带来了我最新的玩具，是家里一位成年朋友送给我的很好的弹弓，很结实，是用自行车轮胎做的橡皮筋，可以把鸟打死。
正玩得开心呢，那可恶的老师过来了，远远地就喊：“你们通通给我下来！”
我顺手就给了他一弹。
纯粹是赶上了，因为我的弹弓技艺真没那么高，发射出的石子弹当当正正打到他脑门上，当场就见了血。这可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学校派了一个小代表团到我家汇报我的恶劣行为。
我大哥负责在客厅门外偷听，回来告诉我说：“坏了！你还是逃吧，所有的老师都说你打了老师。”
我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骑着自行车出去看一位朋友，我们决定不能浪费时间在那里等着会有什么结果，还是去看一场美国电影。
看的是《肮脏的天使》，由詹姆斯·卡格尼主演，讲的是一位在他居住地区很有影响力的匪徒，最后终于被抓了起来，判刑坐电椅。这故事太吓人了，尤其身处我当时的情况下。主要角色的小时候的朋友，此时已成了神甫，在主角最后一次忏悔时，劝告他：“你还是能为年轻人做件好事的，你可以装做因为要坐电椅被处死而非常害怕。”所以我就决定回家假装非常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