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风筝到手铐：我被捕的经过
1）
我对那种从头写到尾的自传有点儿看烦了，所以决定我的传记从我人生的中段开始。我一生中最离奇的是一九六八年被捕蹲了三年大狱。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摧毁力的社会动荡。我妻子和我在这期间被抓进监狱，原因是我们被怀疑为外国间谍。我的家妻离子散，十六岁的女儿被送去内蒙古插队，我儿子当时年仅七岁，只能去跟着我母亲，靠她微薄的退休金生活。我们多次被不同派别的红卫兵抄家。不过，在监狱的这段时间让我对中国当时情形的了解比我一辈子学的还多，这一点值得欣慰。
在这三年中我被转了好几个监狱。我天生不安分，在狱中以帮助其他犯人为己任，我心里很清楚至少有百分之九十被关起来的人都是冤枉的，压根儿不该进监狱。我亲眼看见很多犯人自杀，有的疯了，下决心自己绝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我决定要利用在监狱的日子尽量从其他犯人的背景、经历中吸收有用的东西，靠自己的智慧和幽默感生存下来。监狱成了人类学的一道智力题，一种让人思考的有趣的游戏。
我写这部传记如果有更深一层的目的，那就是要告诉人们，我的一生看似充满了曲折和不幸，人们也许会为此感到不平，但我的自身体验完全不是那样。人本能地追随积极向上的东西。洞穴时代的原始人还发明了游戏自娱自乐，我也是那么做的。如果这部传记值得读，值得写，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证明我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环境中怎样主动积极地度过在监狱里的日子，权当一本“坐牢手册”吧。
我的监禁生活是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晚开始的。那时“文革”已进行了两年，我们北京人艺的演员也组织了自己所谓的战斗队。在当时的形势下，那是抵挡来自各方攻击的最好的自保方式。我参加的战斗队名为“丛中笑”，典出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我们战斗队由十几位“硬里子”演员组成，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些演员从未特别出名，但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剧团的台柱子，如果没有他们，剧院的保留剧目一个也上演不了。其中一位年轻人的家庭背景有问题，因为他的父亲在日本。我的父亲所在的地方更差——台湾，所以我们都属于“特嫌”——被怀疑是间谍。自从“文革”开始，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这个问题变得特别重要。所以我们都很小心，处事低调。没想到这样做倒使我们这群人得了个新的外号“老运动员”。
这个外号不是什么好词儿。“运动”这个词在当年不仅指“体育”，也可意味着“政治”。所以“老运动员”确切的含义是不管来什么运动，我们这帮人都逃不了是被“运动”的对象，也意味着我们精于分析政治动向，能轻易避开政治麻烦。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们所有这些“老运动员”对当时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估是一致的：按过去的规律判断，这场运动该差不离了。对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场运动结束的迹象都在那儿明摆着。当时几份大报的社论在过去几个月指出了方向，阐明我们不该把每个干部都打成“走资派”，他们当中有些人可以“惩前毖后”，继续革命。“文革”主要的目标是整“走资派”，社论中对这些“走资派”改了调子只能说明前方见亮儿了。谁也没料到“文革”还要继续八年。
2.）
那年的海货市场出乎意料的丰盛，可谓喜获丰收，这之前好的渔产都上交给国家用以出口换急需的外汇。“文革”两年来，渔民们终于明白过来：派来搞“统购统销”的干部都已经靠边儿站了，渔民们可以自己做主怎样处理自己的收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全国大力铲除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却享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市场经济。我妻子吴世良很高兴，我们邀请了两位朋友来一起享受一顿美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