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各家都有得癌的，癌在30年前是方圆30里才出一个、一辈子也听说不过一两回的东西，可这些年起每年都有那么多人陆续疼痛而死，各种癌最后的表现和艾滋病差不多，免疫系统完全崩溃了，只是癌不会传染，你可以拼命地亲近临死的亲人——人们曾分头喝水，同一家的人，各安天命。
本县也曾有一个作家，写过一本叫《黑匪》的小说。“匪”在豫南话里发音和“水”一样，人们就管污染的水叫“黑匪”，小说讲的是农民自发去报告水污染情况的斗智故事，“旱路走不了就走水路”，书中那个激进的农民儿子的原形就是此刻在测量水的老霍，老百姓已经将老霍“脸谱化”了，要让他去扮演一个讨说法的村长之子。
火葬开始推行的那几年，有时老霍又被临终的人当成干部——“我愿被你们烧，我吃了公家的药，就要遵纪守法。”老霍从未想到要去对这些弥留的人解释那些药的来源。那个病人带着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而死。这理想也是老霍的。
在北京空气污浊的街头，我看到的这个民间环保主义者既脆弱又敏感，时时咳嗽，使我们这些久居北京的人对自己神经的麻木感到惊奇。一位西方病理学家说过，癌病滋生于最麻木的人生阶段，所以它看不清根源。
这清瘦的人和那袜子庄河边种树的菊英嫂年纪相仿，今年也是54。
他也是农民，谁都是农民，尽管在镇上生活，镇的理想也就是变为城市，但过去镇上和村里没有区别，共饮一江水，政府楼曾经就在大闸边，污水熏黑了国徽，到北京配了一个，怕又熏黑，干脆在将金面涂满经脏的红油漆。在污染刚开始的80年代，干部下乡时，还会端起农民递到手中的水，一饮而尽，明知致癌，却如被敬酒一样，不能拒绝。那时有两个镇长连续死于癌，临终也自认为是水闹的。但他们无法为此而开除自己，这官僚制度缺乏自我审判、自我毁灭的机制，但此职位空缺了很长时间，以为不祥。书记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并从此下乡时自己背水。
我本以为污染问题压倒了一切，让下游所有的人同仇敌忾针对上游的企业，但实际情况是，各种各样的水分化了不同的人。政府已迁到开发区，槐店镇上的人口也以干部子弟和外来的公务员为主。小老板将子女送到城里喝水，机关吃上自来水还不够，要喝纯净水。2005年，河边的村民一下也多了几十口深层地下自来水井，这是天大的福音，但大部分村民还在直接喝着很浅的轧井水——那仍旧与直接喝工业污水差不多。
霍岱珊经常参照甘地，他目前在行事方面显得并不激进，并不像《黑匪》里写的，但他始终如此挑剔那被污染的水，环保者都是挑剔的人——但与当年的万人签名以及和企业对抗相比，他把这两年的工作已把分解为“清洁饮水救助”，“医疗卫生救助”。企业方面，他要更耐心地去谈判，国家对工业产品新的绿色环保要求也有可能迫使企业回到谈判桌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