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车厢上，我听着老式公交车轰隆隆的引擎声，看着窗外飞驰的风景，一种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眼泪模糊了双眼。
自由，真好！
几分钟过后，公交车停止了，我被司机赶下车。然而，这里已经不再是帮主的地盘，这里距离那块罪恶之地已经很远很远，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心灵像花朵在开放。我看着街边的房屋，街边的店铺，还有街边一个个行走的人，他们一张张脸各怀心思，有人在暗自微笑，有人在故作深沉，有人在搔首弄姿，有人在想着心思……这一切太美好了，美好得像电影中的镜头。
10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那天的情景。那天空气中有一股甜丝丝的气味，那天大街上的每个人都喜气洋洋，那天的阳光是橘红色的，那天的天空是湛蓝色的。
然后，我打听报社的位置，走向通往报社的方向。
那天，我走到报社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我站在报社门口，突然泪流满面。
我想起了第一天报道的情景，想起了第一次吃饭的情景，还想到了第一天夜晚走在报社这条道路上的情景，我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些外省青年一样对着宽阔的大街喊：“巴黎，我来了！”
短短的几十天，已经恍若隔世。
那时候，正是报社最忙碌的时候，记者们刚刚采访回来，忙忙碌碌地坐在办公室写稿，10年前北方报社的记者们还没有用电脑，他们每月从总编办公室领取几叠方格稿纸，几杆圆珠笔，他们的稿件都写在这些方格稿纸上。每家报社都有好几个录入员，这些录入员通常都是女孩子，她们把记者写好的稿子输入电脑中，她们经常要在记者潦草的字迹前揣摩半天，绞尽脑汁；她们都用五笔输入法，一双小手像翅膀一样在键盘上飞翔，那种姿势常常让不会电脑的来自农村的记者羡慕不已。这时候也是编辑们正忙碌的时候，他们要打开各种门户网站，搜寻当天的热点新闻。
我登上楼梯，走过一间间办公室，看到的都是埋头忙碌的身影，我一直走到了楼层最里面的主任办公室。
主任也在忙碌着，突然一抬头看到了我，他哎呀呀叫一声，扑过来将我抱在怀中。我浑身散发着酸臭味，可他不管不顾。等到松开了手，我们的眼中都充溢着泪花。
这一抱，让我们以后成为了生死之交。几个月后的一天，当他说自己要去南方闯荡，问我去不去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走。”
主任的叫声惊动了整层楼梯上班的人，很多人跑过来，问候我。他们中有的刚刚认识，有的面容陌生。老总也来了，他握着我的手说：“一直在找你，一直找不到，后来我们只好给警察报案了。”
我说：“我正好想找警察，那些乞丐是黑社会。”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很香，我一倒下去，就感觉自己在黑暗中滑行，就像在溜冰场上一样，最后，我滑入了黑暗深处，我全身放松了，任黑暗托扶着我。我像一根羽毛，飘荡在风中，随“风”而安。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我被推醒了，睁开眼睛，看到刺眼的阳光照射在窗户上。主任说：“快起来，警察在等你。”
身边站立着一名警察，身材魁梧得像一块钢板，我跟着他走出了报社的宿舍，钻进了一辆警车里。警车驶入公园，公园里站着几十个穿制服和没穿制服的警察，个个面色凝重。公园已经戒严了。
我带着警察来到了那个窨井盖的旁边，窨井盖还在完好地盖着，此刻，帮主和老大们都还没有起床。他们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一个小时后，窨井盖被从下面顶开了。守候在窨井边的警察扑上去，出来一个，抓住一个。几个老大全被束手就擒。
老大们被带往公园外的面包车里，刀疤突然看到了我，他的眼睛几乎喷出火来，恨恨地说：“原来你是警察，老子看走眼了。出来后老子剥了你的皮。”我的背脊掠过一层寒意。
一名警察一巴掌把刀疤的话打回嘴巴里，刀疤不再言语。
几名警察钻进窨井里。一会儿，帮主被带出来了，他看到我，低下了头。疯女人也被带出来了，一名警察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他的身上，疯女人挣扎着喊：“不去！不去！”声音含混不清，她也被带进了警车。
这个黑社会性质的乞丐群落至此全部落网。这个案件曾经轰动一时。
一个月后，警察告诉我说，帮主是一名杀人潜逃犯。三年前，他因为庄基地的事情与邻居发生了纠纷，一锄头将邻居打死了。家乡不敢呆，他就跑到了省城里，又担心遇到熟人，此后就选择窨井作为自己的居住地。
帮主后来被枪毙了。
刀疤和几个老大都被判处程度不等的有期徒刑。现在，不知道他们出来了没有。即使出来了，我来到南方，远隔千山万水，刀疤也不会找到我。
吴哥没有死，他那天走出窨井，准备监管残疾少年乞讨，没有想到当天限制乞讨。由于伤情过重，他昏倒在马路上，被好心人送到了医院里。警察侦破这起黑社会性质的丐帮时，吴哥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疯女人没有消息。
10年过去了，吴哥不知道还好不好，他回家了吗？孩子也都长大了吧？他们那个黄河岸边的学校，是否来了新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