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国文教学称之为混乱，那么数学课简直就是茫然了。当时的数学老师汪寿林先生，是老秀才出身，对西方数学知识素无所知，完全是靠自学成才。
汪老师手里没有像样的教科书，教案完全是靠自己琢磨。简单些的算术、代数也就罢了，讲到稍微复杂些的排列组合部分，他便说不明白，于是只好每日挑灯夜读钻磨研究，最后竟因积劳成疾而亡——想想吧，当百年后的我们在数学课堂上茫然发呆甚至是瞌睡迷糊的时候，举头三尺，该有多少逝去的亡灵在暗自啜泣？
有意思的是汪先生去世后，川东师范学校的学生送来的挽联，上款称“先生”，下款居然署“学弟”——于是重中师生大哗：这到底算哪门子交情哪！遂老实不客气地把挽联退回去，问对方到底是教员送的，还是同学送的，不说清楚则不敢受礼。
川师不肯认错——说来也不奇怪，他们的教导主任可是革命党中有名的“三吵吵”朱三爷朱之洪，师承若此，理故亦然——强词夺理，于是双方大辩论一番，不欢而散，从此便不通庆吊了。
理化课老师当时在国内很难找，于是校方只好从“一衣带水”那边，高薪请来一个叫藤川勇吉的日本鬼子授课。
藤川鬼子相当敬业也很能花钱——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谁叫理化课上总有那么多试验要做呢？单单是进口实验仪器、化学试剂的钱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而且不懂汉语的藤川，讲堂课还得额外搭配个日语翻译呢！
单从当时中日两国理化人才的数量对比，就可以看出大清朝为什么会忙不迭地废科举、兴新学了。
附带说几句闲话，乱党分子们用来制造炸弹的甲苯、硝酸等化学试剂，也是杨沧白等人从学校的理化实验室里偷出来的。
那年头学校里的理化实验室，简直就是反清志士的兵工厂，天下皆然。休说他杨秀才，就连进士登科，堂堂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上海爱国女学校长蔡元培，竟也曾参与搞这些歪门邪道——他偷偷领着几个懂化学的学生试制毒药，还做实验，给小猫灌氰酸，果然一灌即死。
这也就是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头罢了，要放在今天，铁定又是一桩虐猫惨案！（但制造氰酸容易，如何安全携带和顺利投毒，并骗得冤大头们老老实实把这味道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喝下去含笑而逝，却成了蔡翰林等一直攻不破的难题。于是，蔡翰林最终放弃了毒药，也改行研制炸弹去了。再后来，他发现炸弹救国之路还是不通，于是又重拾本行，回过头去再当校长……）
先贤之所谓神圣，小子之所谓笑料，可以称之为悲剧。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也仅仅只是因为蔡、杨两校长生活的时代比我们早了一百年而已——凑巧在这一百年中天翻地覆，使我们落在了两个不完全相同的道德体系中。
所以我们不得不用怜悯与同情的眼光，去看待那些不幸落在另一个世界的迷惘的魂灵。
当时考入府中的学生，大多受过旧制教育，古文底子呱呱叫，于是便瞧不起那些虽有一技之长，但古文却不怎么地的先生们。
比如说教植物的曾先生，就是这种风气的受害者。
这位曾先生，原来本是在重庆天上宫出家的小沙弥，法号果能。话说那清末办新学，委实称得上是天怒人怨——除了用鸡蛋糕把洋学生们惯得越来越刁钻外，还有一项相当得罪菩萨的政策，就是每每提用庙产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