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许多闲话，但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辛亥年的背景。
我们知道，辛亥年的第一声枪响，迸发于武昌，然而其导火索却要遥远得多，那就是川汉铁路的主权之争。
川汉铁路源起于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的建议。
那是一个国内各省都准备大建铁路，以便从洋鬼子手里争权利保主权的时代。
锡良总督也怀着这样一个良好的愿望，打算在四川与湖北之间自建铁路。其动机是“所谓自办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之谓也”，其目的则是“以辟利源而保主权”。锡良打算修建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的铁路，全长预计三千里，初步预算耗资将达白银五千万两之多。
这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巨款，单靠政府显然是难以筹措的。
于是锡良总督不得不另打主意——他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分股募资。在他的推动下，1904年官督商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并以政府信用为担保，面向国内各界筹资。
川汉铁路建设资金的筹集，主要依靠两条途径。
一方面，朝廷投入部分启动资金，并作为国有资产参股。
另一方面，则为民间筹资：官绅商民自愿认购一部分股票；然后公司用已筹得的资金办实业牟利，以获得的利润参股；但最大的一部分，则靠在四川以租谷附征和征取货物厘金的方式筹集。这是一种带强制性的集资方式，全川无论是佃农、自耕农还是小债主，凡岁入十石以上的，均须按百分之三抽取租股——以1911年的清算结果来看，总共募集的资金近一千二百万两白银，其中租股竟占了四分之三以上。
由此一来，当时全川七千万人民，大都与川汉铁路建立了最直接的、同时也是最现实的利益关系。所以当最后几个并无力量的举人秀才振臂一呼时，居然全川响动，天下崩溃，锡良总督是“功”不可没的。
在这里，命运和一心想干点实事的锡良总督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这个以巩固帝国统治为初衷的提议，最终却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这是因为，到1911年5月9日，天下形势忽然发生了变化。
清政府在洋鬼子的强大压力下，罔顾各省已将铁路股权出售给国民的事实，贸然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打算夺取川汉等铁路干线的主权，改而出售给洋人。
朝廷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立刻激怒了全川的臣民，尤其让四川人生气的是，朝廷居然还大搞地域歧视，虽然一度允还铁路股本，但“优于湘粤，独薄于四川”。湖南在朝中广有人脉，广东则是全国的财税大省，朝廷不能不略作让步。四川人什么都不占，要不想当这个冤大头，便只好靠闹腾了。
正所谓君不君，则臣不臣。
于是6月17日，以进士蒲殿俊、举人罗纶、秀才张澜等为首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
蒲进士等人的打算，原亦不过保利权，争主权，把洋鬼子挡在川外，把旧银子收回袋中而已。但最后事态的发展，蒲殿俊，字伯英，四川广安人，光绪年间进士，后留日。清末任四川咨议局议长，为保路运动领袖人物之一。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些秀才举人进士们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个不小心，竟然推翻了整个王朝。
就这样，蝴蝶的翅膀轻轻划动空气，却酝酿起一场足以摧毁旧帝国的飓风。
当时代理四川总督的，是原布政使王人文。王大人了解基层情况，故而很好说话。他答应向朝廷申诉，但旋即两遭严旨斥责，最后还被撤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