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王朝的创立都是一次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延续都需要建设，从“革命”到“建设”，需要一个战略转型，这个转型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惊险的一跃”，借用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就是突破一个“瓶颈”。
“革命”也好，“建设”也罢，这都是现代人的话语体系，在中国古人那里，他们更多使用的是“创业”与“守成”，或者用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陆贾的话来加以表述，那就是“取天下”与“治天下”。在有案可稽的历史中，陆贾是较早注意到“革命”与“建设”之不同的政治家，他那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至今读来仍令人掩卷深思。
在由“革命”向“建设”“惊险的一跃”的过程中，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可或缺，但第一位的要素仍然是人。
这里所说的“人”形形色色，但细细想来，无非就是两大类，一大类是所谓的“革命家”，一大类是所谓的“建设者”。前者用古代话语体系加以表述就是“创业者”，后者则是所谓的“守成者”。唐太宗李世民曾经给臣子出过一个题目，叫做“创业与守成孰难”，这个问题还真的难住了不少臣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业难，守成亦不易。而由“创业”向“守成”平稳过渡则是难上加难！
其故何在？
苦思冥想之后有以下几点感悟：
一是“革命者”自身的原因使得由“创业”向“守成”平稳过渡异常困难。
由于天下是自己打下的，所以难免睥睨天下。在这些打天下者看来，曹操曹孟德的那句“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都显得有些过于谦虚，在相当一部分打天下者看来，“天下英雄舍我其谁”才是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这种心态往往决定了他们特别自恋、自爱、自以为是，以为真理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真知灼见也只能出自自己的大脑，对于在“打天下”过程中所积累下的东西，无论是否合乎“治天下”，都是一概照单全收、照方全录，于是乎，“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现代经济学中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路径依赖”就此形成，而且凭借路径依赖者自身所掌握的各类资源，特别是各类国家机器而日益“自我强化”。
有意思的是，“受命于天，人莫予毒”的心理，不仅使得这些创业者们在治国理政时特别自信，而且对于自己肉体生命的长生不老也超乎常人想象地自信——前些时候，中国一部电视剧中的主题歌以康熙皇帝的口吻说他“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有许多评论家对此颇不以为然，以为是电视剧主创人员瞎编乱造，这实在有点冤枉了这些手无缚鸡之力，只能靠一点稿费度日的文化人。在笔者看来，“再活五百年”都有些保守，哪个帝王不想长生不老？要不然你把“万岁”换成“百岁”或“几十岁”试试，看他们会不会龙颜大怒，把你“即刻推出午门问斩”——假如你有幸生活在古代的话！正是因为“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乃至长生不老，才会有秦代的徐福率五百童男童女东渡，才会有明朝的严嵩父子因善于与神仙沟通（撰写所谓的“青词”）而得宠。
正是因为对于自己的肉体生命过于自信或过于自爱，那些创业者们往往都很难在神志清醒的有生之年自动自愿地把权力交到可能的“建设者”手里，哪怕这个建设者是他的亲生儿子——遍观中国历史，在生前神志清醒的情况下，出于自愿将皇帝的权杖交到接班人手里的帝王们几乎为零。至于形形色色的“太上皇”们，初看起来似乎是在神志清醒的有生之年把皇位传给后代，但细细想来，他们往往都是出于不得已而交班。唐高祖、唐玄宗可谓其中的代表。而那些自愿交班的太上皇们则往往是“形交而实不交”，自己虽不“垂帘”，但却屡屡“干政”，宋高宗、清高宗乃是他们中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