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不知道，我看的电视剧不多。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从表面或是用一种流传的成见去看问题，不加思考就信以为真了。像上海这样一个城市，你要解读它是要花很大工夫的，你想它从一个小渔村，突然一下子成为远东第一的国际化大都市，里面肯定有它的道理。
但是我们现在一提起上海人好像就是娇娇嗲嗲，就是“烧两个小菜吃吃”（上海话），好像就是这种小里小气、女里女气的。你们以为就是这样，它能被称为大上海，能出黄金荣、杜月笙那样的人吗？蒋介石能从那儿起家？它其实里面有大气的东西，只不过它的大气是不张扬的，表现为一种兼容和包容。
何东：它不可能仅仅是百乐门跳跳舞。
易中天：有这些，但是它不仅仅是这些。上海有句话讲“要做大”，它是能做大的，这是它比广州快的原因。广州其实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外贸的历史很长很长，经商传统是很久很久的。但是《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以后，上海成长得多快！它里面有原因的，这些东西被那些表面上的甜、糯、嗲，遮盖了上海真正的本质，很少有人去挖掘和发现。
何东：因此作品里也就出不来？
易中天：就出不来，出来的是部分的上海。也不能说那是虚假的，只能说那是部分的或者表面的。
骨子里继承了父亲的“抠门”
易中天的父亲是国内会计学界的泰斗级人物。这位创立了“资金运动会计理论”和“利润分块理论”的大师，一生严谨而认真，退休多年也仍在笔耕于自己的会计学专著——虽然他写得很慢。对于学术明星儿子的那些畅销书，老先生看得不多，而易中天也直言，在父亲眼里“我是个妖怪”。不过父亲却很信得过儿子的水准，坚信他做学问不会照抄照搬，因为“这一点他像我”。
老人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至今他仍然居住在上世纪70年代的老教工宿舍里，用着当年他以废弃的砖头和木板搭建起来的书架，以及上世纪50年代的厚重木桌。孩子们多次以书桌、书架老旧不堪为名让老人更换，老人却一直不许，几经劝说才同意了更换书架，却仍是不准搬走，而书桌则是怎样也不换。由此曾有人调侃他为“抠门大师”，可称“天下抠门第一人”。 老人长居工作了半生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而易中天则主居厦门，又常四处奔劳，无法时常照顾父亲。不过他每次到武汉都必定回家探望老父，看见父亲胡子长了也会立刻找来剃须刀替父亲剃须。在老人90岁生辰之时，易中天出资10万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建立了“易庭源奖学金”，以鼓励该校会计学院那些勤奋向学的学生们。这是父亲一直以来的心愿，也算是易中天敬对父亲的一片孝心。
何东：你爸爸这样评价你，说易中天小时候不调皮，生为长子的你对弟弟们很团结，不吵闹。那你又说自己是学术界的流寇，这顽劣之气从何而来？
易中天：不知道，问我妈吧。可能就是行动不调皮，思想还是调皮的。大概人有两种，一种是行动调皮，今天把这个的头打破了，明天把那个的腿弄折了，而我们可能是思想上的调皮。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父亲的遗传。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单位是有名的老好人，跟谁都非常团结、非常好。［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工会有一个规矩，周六组织看电影，给发电影票，我们家的电影票肯定是最差的，因为我爸爸与世无争，都知道他好欺负，不会提意见。但是有一条，你别牵扯到学术问题，牵扯到学术问题他跟你急。
而且他在学术上长期是少数派，他就不按教材讲。那个时候教材用苏联的，他是德国的［巴比学派］，他决不接受苏联那一套。所以我可能受他的影响或者遗传。
何东：你讲到过父亲的生活比较节俭，你现在要改变［他的生活方式］，给他买一些东西、改改窗户什么的，都要说服半天，我家里也有一样的问题。从这种父亲的“抠”里，你获益了什么？
易中天：实际上骨子里面我们还是一脉相承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现在也是不该花的钱绝不乱花，不该给的钱一分都不给，只不过我们观念不一样。老一辈的人老想着这个东西会不会浪费，而我可能会想到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得不浪费。有时候如果我不浪费它，我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我会算这样一笔账，老人家往往不算这笔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