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毕业后他被武大破格挽留任教于母校，并在一年之内便荣任武大中文系副主任，这充分说明了他在学术研究上的能力。后来到了厦门大学之后，他的课更成了学生们追捧的对象——据厦门大学副书记讲，他主讲艺术学，而“要把这样比较抽象的理论课讲得成功也不容易，但很多学生讲起他们最喜欢、印象最深刻的老师，都会提到易中天”。这充分说明了他在讲课上的天赋。
然而这都没有让他从此在职业生涯上一帆风顺。在武大的10年他一直只是讲师，临走前才被评为副教授，科研经费的申请也困难重重；而这一点在来到厦门大学后也没有特别的改观。这促使他开始寻求“生产自救”，靠书来换钱换经费。自此，易中天在学术上的别样风骚开始在媒体上崭露头角。
何东：你以前在大学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会不会一旦进入了角色就肢体语言很多？
易中天：那个时候没有录像，不知道，估计也会吧。因为我的表述方式没有什么变化，从来就这么说话的。要说在电视上跟在大学上课比，那只有一个区别，就是结构不一样。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听众的水平基本整齐，目的非常明确，那我这一课要传授什么、他要得到什么、将来考试要考什么，这是很清楚的。而电视上你面对的是五湖四海、三教九流，或者说五花八门、七零八落。
而且看电视和在学校里听课，氛围是不一样的。在学校里有封闭的教室，老师在讲台上，学生在下面拿着笔记本，它形成这样一个气场。电视是什么？一架电视机搁那儿，厨房里做着饭，不做饭的歪在沙发上，手里拿个遥控［器］，你跟他讲考试的内容，对不起，跳台。所以电视需要你一上来就把人抓住，你得有一只无形的手把他摁在沙发上，把他的脖子拉起来，把他的眼睛（注意力）拉过来。所以做电视谈话节目，会谈话的嘉宾先做结论，不会谈话的先说原因。因为电视节目有时间限制，你不可能滔滔不绝地从“前三皇后五帝”说起，那观众就走了。你得把你最要害的那句话，先“啪”地抛出去，然后再说原因，人家才听。所以结构是不一样的。
但是一般做学问的人喜欢从“前三皇后五帝”说起。曾经有一次教育部研究生司给一个学校派一个任务，说让告诉一下日本的学位制度，以供借鉴。结果三个月没消息，打电话过去问准备得怎么样，对方说快了快了，说到明治维新了。我的妈呀！人家要的就是他这个学位制度和我们的有什么区别，你1、2、3、4、5说出来就完了嘛，何必从头说起。这个是不太一样。
何东：是不是电视类的讲课要比学校难得多？
易中天：难得多。首先一条：他凭什么听你的？这对他不是义务，也没有任务，他只有两个字“兴趣”。你得让他感兴趣，再好的东西他不感兴趣也白好。古人早就教导我们“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就是为什么要讲究说话的方式。我们现在看先秦诸子，一个个的会说话，他们在有自己的思想、主张之外，是最讲究说话方式的，包括当中最不会说话的韩非子。韩非子因为口吃，不会说，但他会写，他写的东西都是很吸引人的。
“桃园三结义”不宜提倡，反对拍《三国演义》
易中天品“三国”，品得大红大紫，品得天翻地覆，不但收视率急速攀升，而且书籍销售异常火爆，更引发了无数人参与论战，一时间里，叫好声、怒骂声、讨论声声声不绝，电视上、纸媒上、网络上样样热闹。易中天仿佛在突然之间给中国人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三国”世界。
但他从不认为自己讲的就是真理。他说自己讲“三国”，“一点都不权威，仅供参考而已”，毕竟他并非专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专家。对于自己的身份他看得很清，从不会为了自己的走红和身价倍增而迷惑，或以为自己从此能冠上“权威”或“大师”之名——他从不这样以为，只说自己是“适合上电视的学者”，来讲述自己的“一家之言”——仅此而已。“我也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于受到观众的追捧，他自我总结是因为自己的讲述能够体现人性，“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不管什么东西，最后一定落实到人性上来。曹操是被人妖魔化的，我要把他还原成正常的人；诸葛亮是被神圣化的，我也要把他还原成正常人”。这种观点也许并不新鲜，只是这一次终于搭上了大众化的文化浪潮，在“学术”的外围掀起了惊天巨浪。这既是易中天之幸，也是时代和文化之幸。
何东：据说电视剧《三国》，原定是陈家林导演，然后他说易中天的《三国》讲得太深入人心了，算了，不来拍了。他的理由是，不按你的拍，老百姓肯定不干；按你的拍，因为电视讲课和拍电视剧的手法不一样，按这个他没法拍。你觉得他这个讲法，有没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