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李秀成自述》手稿的真实性，更大的问题产生了：应该如何评价李秀成，革命领袖还是革命叛徒？既然手稿真实可信，内容又的确摇尾乞降，人们很自然判断李秀成叛变了太平天国运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李秀成叛变事件被人利用，李秀成成为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客观地说，李秀成生平的确有若干不那么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行为。比如在获得荣华富贵之后，李秀成越来越醉心于建立“忠王”自己的领地了，经营苏州城。当陈玉成在安庆血战之时，李秀成和李世贤兄弟俩在江浙手握重兵，以“远水救不了近火”为名，拒绝救应。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就指出：“忠王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在运动后期，李秀成思考个人利益过多，对天京上游战事重视不足，虽然占领了浙江但安庆陷落，天京西面失去屏障，在二次西征中也进兵迟缓。因此，有自私自利前科的李秀成叛变投敌也并不出人意料了。
更多的人相信李秀成那般供述的目的并不像表面显示的那么简单。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李秀成乞降的目的呢？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俞大缜向罗尔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俞教授说：“我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外孙女。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有一天，她在卧室内和家中少数几个人聊天，有人提起母亲出生的地方，说两江总督衙门就是现在的国民政府，过去是天王府。大概因为提到天王府，就提到了李秀成。大家随便闲谈。我没有注意具体内容，我已记不起了。事后母亲亲口对我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追问，现在万分后悔。几年后，我读了罗尔纲老先生所著《李秀成笺证》，才知道曾国藩把一部分李秀成的材料毁掉，再把母亲对我所讲的那句话联系起来，就恍然大悟。李秀成的确是想学三国中的姜维（这里指的是姜维在蜀汉后主刘禅投降曹魏伐蜀大军后，伪装投降魏将钟会，暗中挑逗起钟会割据称霸的野心，挑动魏军内讧而实现蜀汉复国。当时李秀成面临的情况与姜维类似）。”俞教授还强调说：“我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决不说谎话的。”罗尔纲认为，曾广珊是有学问的教授，决不会做无稽之谈；而且她们是在自己家里谈自己家的事，决无任何的目的在内，所以是极为可信的。和罗尔纲一样，很多人认为李51 秀成的投降是“伪降”。李秀成假装投降的目的是保全自己，保留太平天国残部的有生力量，以便日后东山再起。尤其是李秀成公然向曾国藩劝进，让曾国藩做皇帝，更是为了挑动清朝中央和地方统兵大臣的矛盾，引发内讧。如果刚刚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清军发生内讧，最大的受益者肯定是太平天国残部。
这也可以解释曾国藩为什么那么害怕公布李秀成自述原稿了。因为李秀成劝他当皇帝，触及了他和清王朝关系的敏感神经，危及曾家和湘军集团的安危。李秀成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向曾国藩劝进的人。早在扎营安庆的时候，就有人向曾国藩劝进了。那时候，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咸丰在热河行宫驾崩，天下大乱。东南地区全靠湘军在勉力支撑。聚集在安庆城里的湘军人士和官僚文人认为幼帝登基、民心惊慌，曾国藩可以取清朝而代之。部下李元度甚至送给曾国藩对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当场撕毁对联，把李元度痛斥了一顿。尽管曾国藩宣布不远依割据造反，但鼎盛期的湘军内部，蠢蠢欲动。浙江巡抚左宗棠送曾国藩对联：“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将“似”字改为“未”字，退给左宗棠。安徽巡抚彭玉麟送来密信，曾国藩打开一看，白纸几张，只在最后一页写了12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付之一炬。虽然曾国藩不敢割据称帝，但湘军超过20万人，担任各省总督、巡抚者超过20人，曾国藩又直接控制着苏、皖、赣、浙等地，振臂起兵，以恢复汉家天下相号召，即使不能取代清朝也能坐拥南方半壁江山。清王朝将曾国藩视为了太平天国之后的心腹大患，已经暗中调动兵力防范湘军了。李秀成敏锐把握了朝廷和湘军的微妙关系，借劝进之名挑动清朝内讧，便利太平军残部距土重来之实。著名的史学家孟森就猜测，李秀成“可能以种族之见动曾，其时汉人已握实力，满人积威已替，不无动以取而代之说”。
李秀成是姜维第二，可惜曾国藩不是钟会第二。如此解释李秀成乞降的目的，逻辑上也说得通。我更好奇的是，李秀成在那个盛夏的囚笼中是怎样的一个写作心态。他是像侦探一样清醒，在胸中准确刻画复国的蓝图呢；还是精神极端紧张，急着为太平天国运动保存第一手资料，回顾自己的一生？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太平天国运动，显赫一时，也遭遇过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情况。太平天国标榜财富公有，大家同甘共苦。外人就此以为天京的圣库必然珍宝满屋，会聚了十几年的天国宝藏。但湘军在破城后，并没发现圣库宝藏。曾国藩专门就此事问过李秀成。李秀成说，太平天国的确有圣库之名，但后来成为了洪秀全的私藏，并非公有。太平天国的官兵没有俸饷，当权者都用穷刑峻法搜括各地的银米。因此，即便是富庶的苏州，也没有公帑积贮。不知道李秀成在讲述这番话时，是怎样的心情？纠正外人的误解，还是为太平天国感到羞耻？天京保卫战的最后时刻，李秀成力主洪秀全“让城别走”，保存有生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可洪秀全等人早已被天京的安逸生活消磨了力量，固执不从，遂致坐困。李秀成只能仰天长叹，坐视最高统治阶层继续醉生梦死，甚至在战乱中中饱私囊。所有不愉快的往事，在李秀成写作的时候都涌现了。所以他最后几天的创作心情必然是无奈、悲壮和矛盾的。隐隐间，他也知道，太平天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8月7日，曾国藩又一次来找李秀成。他为难地表示“国法难逭，不能开脱”，特地来给忠王送别。真实情况是，朝廷在8月1日发出了将李秀成押解来京的圣旨。曾国藩是绝对不会让李秀成去北京讲述湘军作战的实际情况，挑动中央与地方的敏感神经的。所以他“抗旨”了。
当天傍晚，李秀成在天京从容赴死。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记述了李秀成的最后时光。赵烈文几天前就问过李秀成有什么打算，李秀成回答：“死耳。”曾国藩通知李秀成死刑的时候，在场的赵烈文看到李秀成“无蹙容”，赴刑场途中“谭笑自若”。临刑，李秀成写了绝命词十句。赵烈文说这十句都是对太平天国的忠诚诗句，其中四句是：
“英雄自古披肝胆，志士何尝惜羽毛。我欲乘风归去也，卿云横亘斗牛高。”
